奥运、命运、国运，不仅在相同的时刻转折、重启，还在关键的节点上留下了并行的节律、吻合的足印。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奥运金牌的价值、人的价值以及这个国家的价值正在更新。请看《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刘芳的文章。

    198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3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6个年头。作为整个国家复苏和走上正轨的标志之一，中国向洛杉矶奥运会派出了拥有225名运动员的体育代表团。虽然有意外和冷门，但中国的奥运金牌时代就此开启。“零”的突破带来欢愉和鼓舞。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做工程师的柳传志后来回忆说，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中国会有希望，而且感觉很强烈。这是10年混乱后的一针强心剂。冠军们身上的光环和荣耀，极大地刺激了1984年的中国人。用柳传志的话，就是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年11月，柳传志创办联想。24年后，联想以奥运会TOP赞助商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作为全球推广活动的一部分，早在2007年7月，联想就成为中国田径队的战略合作伙伴，奥运冠军刘翔也因此成为联想的签约运动员。刘翔是一个符合国际口味的运动员。自信、活泼，喜爱挑战，有时还以享受生活的姿态出现在广告中。前几年，他甚至演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田径之歌》。年轻人说，他很酷。当然，一些传统词汇也可以诠释刘翔身上的某些特征：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挑战……但是，今天的少年们不会因为1984年的奥运冠军而去专卖店排队，争抢一双签名运动鞋。24年的时光，新鲜的东西在滋长，陈酿却也在默默发酵。这个国家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从1984年开始，如果追溯100多位奥运冠军的人生故事，你会发现，它们显然与这个国家存在某种深刻的联系。许海峰去美国时还是供销社营业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习惯被冠军所鼓舞。“有次演出，后台有一台电视，下来的人来不及卸妆就挤过去看比赛。那是真正的热爱。”逄小威，职业摄影家，1982年中国女排两获世界冠军时，他正在全总话剧团做演员。24年后，逄小威为了拍摄全部中国奥运冠军的肖像，见到了老女排的队员们。“我见到杨锡兰时，就跟她说，当初我特别崇拜你。”52岁的逄小威丝毫没有不好意思。这是一次带有某种“朝圣”心态的拍摄之旅。24年前，逄小威并不了解体育，但他却记住了几乎所有那一年的奥运冠军。以今天的眼光看，第一批中国奥运冠军有点“土气”———许海峰去美国时实际身份还是农村供销社的营业员。获得金牌后，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中抱着他行了一个西方式的吻礼。从当时的照片上看，本来就不知所措的许海峰因此更加惊诧。但这也许是中国体育史上最有风度的代表团。在所有比赛中，中国选手没有发生过一起不服从裁判的情况，没有与裁判争吵过一次，更不要说与对手冲突。击剑选手栾菊杰在一场比赛中被连连误判，险些失败，新闻报道赞扬了她的忍耐精神。其实，赴美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壮行会上，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就告诉代表团，第一是要争精神文明的金牌，讲礼貌、守纪律。除了连涨几级工资，起初冠军们还经常出去做报告，当然这都是不收费的，有时他们连对方单位的饭都不吃。一切都和30年来常见的劳模相似。冠军们并未觉得自己因为奥运金牌而变得更特殊。女排仍在向史诗般的“五连冠”前进,“体操王子”李宁开始研究新的技术动作，19岁的射手李玉伟则雄心勃勃地打算获得更多的冠军。谁都没想到，其后20多年中国梦幻一般的变化，将使这块奥运金牌焕发出无比耀眼的光彩，同时也让一出出悲喜剧上演、落幕。改写命运的那张“纸条”1987年秋天，一个叫赵瑜的山西青年作家来到北京，准备写一部反映体育界状态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后来的《兵败汉城》,被认为是报告文学热潮中成功的作品之一。对于这些文章，朱章苓至今仍不认可。她1958年进入原国家体委，自1984年起连续三届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团部工作，1994年从原国家体委分管游泳、田径的三司司长位置上退休。“去汉城前，我们已经研究了苏联和东欧回归的影响。”朱章苓说，原国家体委在赛后的总结中明确说，5块金牌符合中国在当时国际体坛的位置，是中国体育运动实力、水平的真实体现,“不是说洛杉矶我们水平高，汉城就降下来了。”朱章苓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体育科学领域还没有认识，对运动员的心理、科学训练等方面都不太注意。“这是一个付学费的过程，这之后我们就开始注意心理指导和科学训练的问题了。”朱章苓说，第一次听说美国女排用计算机辅助训练时，怎么也想不出那是什么场景。后来听说美国人是通过计算机计算运动员强度负荷的限度，而那时中国还普遍处于教练说练多大量就练多大量的情况。这一年，陈静登场，获得中国第一块乒乓球奥运金牌。20年后，陈静回忆说，当时教练让大家投票选参加奥运会的队员，但候选名单里没有她。于是，陈静在纸条上写道：为什么不能考虑从年轻队员里选一个后起之秀？这样一个有点“乍刺儿”的举动，让陈静站上了1988年的奥运赛场。两年后的北京亚运会，陈静落选。许多人认为，陈静是在某种情绪之中退役并出走的。奥运冠军大批量出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1984年获得奥运金牌的12名女排队员中，有9人先后前往国外。资深体育电视制作人师旭平几年前曾监制过百集系列片《中国奥运冠军特辑》。他对记者说，运动员是中国最早接触世界的群体，特别在1978年以后，与欧美国家的体育交往逐渐被视为正常，冠军们得以先接触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那时，运动员退役后大多还是去做教练员，包括奥运会冠军。”官天一，5次跟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新华社记者，在他看来，受邀到国外打球或者当教练，在当时是一条令人羡慕的新出路。“冠军容易出去，压力也比常人小，在收入上一般有保证。从公寓到训练馆的生活虽然单调孤独，但仍有在国内运动队无法获得的优越感。”师旭平说。刚刚开放的中国正在竭尽全力接触世界，舞厅、跑马场纷纷被引入国内。运动员的流失当时并没有被视作问题。由出国导致运动员与教练、运动队交恶，甚至引发主管部门不满的事情随后一再发生。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商业完全介入中国体育界，奥运冠军们在国内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开始感觉，国家的钱真是多了1992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的好成绩，而是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10年来经济上的自由成分得到了肯定，商业利益从此在中国变得名正言顺。这个时候，李宁已经成功实现了身份的转换，还赞助了中国奥运会代表团。“1992年前后，我们开始感觉，国家的钱真是多了。”朱章苓回忆说，那时看到国外有好器材就进口，从北京亚运会就开始的奥运备战得到了空前的财力支持。“体育领域就是这样，投入越多，收获越大。”官天一说，比如自行车等项目的比赛，常常需要出国训练，一练就是好几年，以前国家没有钱支持，后来去国外训练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朱章苓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经费不足，不能经常参赛，体委只能在好几个大型比赛中选一个，能不能碰上当时的世界强手也不一定。想要了解世界水平，当时唯一的方式就是看录像。官天一记得，直到20世纪90年代郎平从美国回来执教女排，她们才发觉录像还有另一种作用：录下训练动作，回放后找出自己动作的不足并矫正。1992年，最终中国获得了16枚金牌。朱章苓说，从1979年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开始，中国用了大约10年时间接触世界体育、了解奥运会，体育水平终于在这时实现了质的变化。变化的还包括奖金。虽然国家奖金不到10万元，但是霍英东为每个冠军准备了一枚1公斤重的纯金金牌和4万美元；曾宪梓是10万元人民币；龚如心等人也拿出了上百万元。广告商蜂拥而至，不仅给冠军们带来真金白银，还使他们熟悉商界，与企业家们交往并了解经济。这一年的奥运冠军中有5位后来从商，也是1984年以后最多的一届。1992年的奥运会冠军中，有很多“能人”。

    庄泳在拍了几部电影后，去香港凤凰卫视做音乐节目主持人。1997年，她开了一家叫郁金香的广告公司。李小双录过唱片，2000年开办李小双体育用品公司。另一位著名的奥运冠军邓亚萍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体育运动品牌，不过她最后还是选择了仕途。1994年广岛亚运会，曾经的中国选手、世乒赛冠军何智丽代表日本队出战，击败邓亚萍夺金。虽然对她当年出走有种种说法，但国人仍把“汉奸”这个最难听的词汇甩给了她。两年后在亚特兰大，成为中华台北队队员的陈静先淘汰乔红，然后在决赛中负于邓亚萍。这场比赛却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后来，陈静也开始拍广告、写自传、出唱片、做主持人。她说，运动员最终无法避免成绩的下滑。在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中，奥运冠军们实现着一次又一次身份和角色的转换。赛场和训练场以外的舞台终于敞开。到名校去读书冠军教练袁伟民于1998年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两年后接替伍绍祖担任正职。在拥有少将军衔的伍绍祖任上，体育系统完成了体制改革，撤销了具体管理运动项目的一、二、三司，组建和调整了9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这种管理架构延续至今。无论师旭平还是官天一，都认同这个观点：退役后仍能出人头地的冠军总是有着不一样的特点，或者聪明，或者有文化，或者综合素质好。“金牌给人的只是一次机会，有的人有能力把握，有的人就失去了。”官天一说，袁伟民恰恰是一个兼具大多数优点的人。比如，他在加入专业队前就有高中文化，这在今天仍属罕见。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袁伟民对运动员的教育更为关注。正是在他任上，原来走形式的文化课要求越来越严格。官天一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去女排探班的时候，队里一天到晚都在训练；到了90年代中期，队员们就开始接受系统的文化课教育，上午上课学习，下午再开展训练。过去，民政部负责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2000年后，教育部加入。2002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等6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正式鼓励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并通过高校渠道就业。同在这个月，中国人民大学“2002级优秀跳水运动员班”正式成立，学生是包括郭晶晶在内的10位世界冠军。她们先归属文学院，后来又集体转入商学院，必需学分比一般本科生少一半。其实最早走进大学课堂的，仍是上世纪80年代出国的奥运冠军们，国外大学在邀请他们加盟运动队的同时，往往许以学历。陈静就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从统计数据上看，1996年的奥运冠军们开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这批人也正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退役谋求新的发展。“这也说明大学开始需要奥运会冠军。”师旭平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领域的改革和转型使中国大学的竞争愈发激烈和全面，发达国家高校倡导的文体发展也成为国内大学比拼的项目。“这是双赢。”朱章苓说，冠军促进了大学体育的发展。清华大学跳水队不仅为第一次退役后的伏明霞提供了保障，使其再次获得奥运金牌，还培养了劳丽诗这样的新一代奥运冠军。看起来，体教合一将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龃龉偶尔也不可避免，2005年就曾出现过地方跳水队与清华跳水队争夺队员的官司。他们都是国家出钱培养的就像这个变革时代的许多资产一样，运动员的归属日益模糊，争议也就越来越大。2004年雅典奥运冠军田亮有着俊朗的外表、健康的微笑，加之当时他与郭晶晶的恋情曝光,“亮晶晶”的浪漫背景使这位年轻的冠军更受人喜爱。然而，就在他获得奥运金牌的第二年，即被国家跳水队宣布除名。起因是田亮和娱乐公司签约。而根据1996年原国家体委《关于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运动员不得擅自从事商业相关活动。一不小心，田亮就成了24年来第一个因经济事件而被逐出国家队的奥运会冠军。肇事者，其实是冠军们被日渐放大的商业价值。上一次被关注的“产权”纠纷，是篮球运动员王治郅。2002年10月，因为拒绝在世锦赛及亚运会期间归队，正在NBA效力的前八一队队员王治郅被国家队开除。作为曾经的管理者，朱章苓今天仍然支持这些处罚。“你要明白，中国的运动员与国外不一样，他们都是国家出钱培养出来的。”按照设计，业余体校和重点业余体校、“三集中”体校组成了遍布全国的青少年训练网络。后两者由国家拨付一定资金补贴，能够入选的孩子都被认为在某个项目上有一定发展空间。随后，孩子们逐渐被选拔到市队、省队。从市队到省队的淘汰率最高，后者的运动员必须具有参与全国竞争的能力。最后，国家排名靠前的选手被派往奥运会赛场。虽然，目前已经有高校培养了自己的全国冠军，但目前奥运会冠军都来自上述培训选拔机制。或者说，中国的每一位奥运金牌得主在成长过程中，都获得过国家的帮助。田亮随后曾一度参与全运会，报名清华跳水队，也开办了公司和游泳学校。他重叠的身份还包括陕西省队教练及陕西省游泳中心副主任。更为有趣的是，田亮回到陕西后，当地体育局官员表示，陕西培养了他16年,“从运动员品牌开发的角度讲，地方体育部门也享有投资回报的权益”。当然，很少有奥运冠军像田亮这样成为焦点。朱章苓总结说，一般情况下，球类项目的冠军获得金牌时年龄都比较大，容易进入体育管理机构；跳水、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夺金和退役时间都比较早，多选择去学校深造；而举重、柔道等项目训练艰苦，运动员多是农村出身，在进入专业队前，他们的学历较低，退役后可选择的空间也小，大多做教练。注目金字塔的塔基2003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邓亚萍提交了一份有关退役运动员安置的提案。1993年，获得第一块奥运金牌一年后，20岁的邓亚萍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0年后，她对媒体说:“以前我太小、不成熟，所以不管是当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听得多说得少。这次，我要提提案，真实地反映全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声。”邓亚萍还说，现在与当运动员时不同，对社会有了一定了解，加上国外学习的经历，她感到成熟些了。邓亚萍在提案中提出了一系列保障退役运动员生活的制度，比如就业培训制度、从体彩和比赛收入中划出专款建立补偿制度等等。有关运动员权利的问题，由一位奥运冠军引入国家层面的讨论；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冠军，开始注目作为塔基的庞大运动员群体。长久以来，公平地参加比赛，一直被认为是实现运动员权利的主要表现。而邓亚萍的提案，第一次超出了这个范畴。提案中写道，中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时期开始投入专业训练，常年超负荷和向极限挑战，使绝大多数运动员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病，必须为他们提供保障制度。又过了4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前世界冠军叶乔波也向全国两会提交了“退役运动员的生存与发展”的提案。叶乔波曾获得两块冬奥会银牌，由于伤病，她1994年坐在轮椅上参加了自己的退役晚会。后来她在哈尔滨当过购物中心总经理，在清华念过书，拥有清华大学，BA和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同样是以退役运动员为主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叶乔波谈到了《体育法》的不足。显然，这位前冠军已经站在了另一个高度审视供她成长的体育界。大多数冠军可能与你我一样从2007年开始，逄小威拜访了全部奥运冠军。他说，除了“高人一头”的女排队员，大多数冠军都已回归平常人形象。有几次，他甚至就与拍摄对象擦肩而过。“冠军是体育领域的超常者，但除此以外，大多数人可能与你我一样。”师旭平说。退役，往往标志着冠军必须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虽然冠军身份可以获得一定保障，但很少有人能因此泰然自处。幸运的是，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正为冠军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在为中华台北队赢得一银一铜后，陈静转赴华南师大学习运动心理学，并获博士学位，2006年成为华南师大体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因为在心理学领域的成就，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去年邀请陈静带领小组，为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心理辅导，备战北京奥运会。这次回归，使陈静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这种回归，也显示了管理者开放的心态和自信。而2008年，当栾菊杰代表加拿大重新仗剑上阵时，更多的声音在为这位50岁老将的坚韧和梦想喝彩。24年，这个国家与她的奥运冠军们一样，一直在竞赛、在比拼，在不少领域纪录不断刷新，排名稳稳上升。2008年，著名体育运动品牌耐克推出了“84”系列产品，纪念1984年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其中一款限量运动鞋上还写有汉字“零的突破”。是的，在归零之后，金牌的价值、人的价值以及这个国家的价值，正在复苏、更新和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