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谭凯：在青岛靠海的地方住下，是我后半生的梦想

见到谭凯时，已是晚上八点。他一个人径直走向我们，看起来比《扫黑风暴》中他饰演的“董区长”更有棱角。

拍了一天戏的谭凯，略显疲倦。在正式拍摄前，他喝了一杯咖啡，清了清嗓子。他倚靠在沙发上，谈到第一次演戏的故事，谈到少年时代的高光时刻，也谈到在青岛的那些日子。

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和戏里不一样的谭凯，一个平和、随性、真实的谭凯。

以下是谭凯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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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董区长时，我比以往稍微胖了一点。

刚拿到这个角色时，我觉得我的外形可能和董区长有些出入。倒不是说我有多帅，而是演员也分类型，这些年我演过不少霸道总裁、精英、将军之类的角色，我不想让观众看到董区长还带着“沈达”、“应晖”的影子。

在热播剧《扫黑风暴》中，谭凯饰演区长董耀。

董区长是个逃犯，每天都提心吊胆，失眠是肯定的，他还应该带点浮肿。所以我要在这个角色里加些官气，让他有一点赘肉。

以前拍戏晚上我是不吃饭的，有人喊喝酒我都不去，怕脸肿。但拍《扫黑风暴》的时候就放松得多，夜宵，走；烤串，撸。你看拍蒸桑拿那场戏时，我就已经有点肚子了。

《扫黑风暴》我的戏份不算多，几十场戏。活埋那场戏是印象挺深的，演了那么多年戏埋过别人，但是自己被埋，这是第一次。

有网友很好奇这戏是怎么拍的，我是不是真被埋了。其实是道具场务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坑，里面垫了一块木板，挖了个洞让演员脑袋漏出来。我演的时候在坑里垫了一个木箱子，上面放把椅子，舒舒服服地把那场戏演完了。至于那种声嘶力竭，濒临绝境的求饶，就全靠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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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科班出身，30岁开始演戏。

演的第一场哭戏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是真的哭不出来。剧里我的战友死了，演战友的人就是我那个哥们。因为平时我们俩老在一块互相挤兑，我看他躺在那就想笑。

但导演让我必须哭，没办法，我只能干嚎。我把这辈子所有倒霉的事情都想了个遍，还是哭不出来。导演一说开机，旁边围着的人就开始哭。只有我，没有眼泪，只有口水，我哥们脸上铺天盖地的全都是我的唾沫星子。

其实坦白讲，表演这个东西，我的天性是不适合的。

我是偏内向的一个人。从小我有些自卑，当一个男孩小的时候，家庭也不富裕，又来自单亲家庭，学习成绩也不太好，慢慢就会变得自卑敏感。那时候我面对生人会脸红，站在台上不敢说话。

一直到我上大学后，我还是这个性格。好像我的外表就给人感觉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不熟的人就会把我这种个性理解为谭凯很酷，很装，不理人。但其实不是，只是我内心确实很拘谨。

面对镜头我是紧张的。演戏最重要的就是不紧张，一紧张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好在我记忆力不错，台词不是我的障碍。我在青岛二中上初中时，平时不好好上课，一到考试我就跑到旁边的天后宫，一个下午我就能把历史书全都背下来，考试考100分。所以现在背多么长的台词都不是问题，这可能是我做演员的一个优势。

到现在我依然不是一个面对镜头可以松弛的人，但演戏时任何人看不出我的紧张。演员分为两类，一类天生很松弛，一类就是永远紧张，他可以用表演技巧掩饰这种紧张，我就是这一类。

有采访问我觉得自己现在红不红，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个字眼儿。前一阵我在北京跟以前的老师吃饭，还在聊为什么别人都知道谭凯演了很多戏，但好像就是不红。你说怎样才算红？我们这个行业衡量演员的标准，不是红不红，而是你的专业有没有让同行认可。

一部戏，它可能有几十亿的票房，但它不一定是一部好作品。我们把表演都称作艺术的话，那演员也是艺术家。我喜欢表演，我享受演戏的每一个瞬间，我用艺术家的标准来看待演戏这件事，我就不会去想什么红不红，紫不紫的问题。

包括今天《扫黑风暴》热播，热播就热播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戏我演得最好，我甚至觉得几年前我演戏也是这个水平。演员是一个很看状态的职业，你这个戏演得好不代表你下个戏也演得好，像博尔特一样，他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跑进9秒58。

所以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去回顾过去，也不要去对未来有什么过高的期待。最重要的是做好当下的事，不要用力过猛，平常心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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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戏之前，我学的是画画，理想是做一名舞美设计大师。

我出生在青岛一个工人家庭，家里也没有人搞艺术。但我从小学就喜欢画画，画张飞赵云什么的，课本空白的地方都被我画满了，每天被老师骂。我以前不太用功，但我记忆力好，考试成绩都不错，小升初我就考上了青岛二中。

那可是二中啊，这给我妈、我姥爷、我舅激动的，他们觉得老谭家还能有考上二中的，而且还是我，感觉我未来都能上清华北大了。上初中后我还是班里的倒数，因为我偏科，史地政我几乎都是满分，数理化都是五、六分。

中考因为分数不够二中，我就被拨到了六中。到了高中我发现学校有美术班，我就开始正式学画画。因为听说美术班升学率很高，都能上大学，而且是我就此不用再学数理化了。

刚学画的时候，我就是班里的反面典型。老师经常指着我的画说，“同学们看好了，不能画成这样，黑乎乎的，改得脏了吧唧。”我当时确实不会画画，现在想想跟演戏有点像，不知道哪天就开窍了。高二的某一天开始，就总有同学来我的画架看我画画，有一次老师看了一眼我的画说，“谭凯，你这张素描学校准备收藏了。”

从那起，我就开始有自信了。我发现原来我有天赋，有能力，我用画画找到了我的自尊。

人生的改变，就是因为一系列的小事。

高三时要艺考了，那会儿我从来没听说过中央戏剧学院，我目标是考中央美院。我老师说，“谭凯，你的画风应该考中戏”，当年青岛六中每年都有考进中戏舞美专业的，而且成绩都是全国第一。我就听了老师的话准备考中戏，结果第一年临场发挥不好没考上。

我这人很轴，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变。艺考嘛，大家都会报很多学校的志愿，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中国有那么多艺术院校，但我就报了中戏。

没考上我哪都不去，背着行李我就回青岛了，大不了明年再考。那时候家里穷，我妈妈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她靠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养活我和妹妹。于是我就在青岛火车站附近摆了个摊，给大家画人像速写，五块钱一张，边上还放了几张我临摹的门采尔的素描。

我在那搬个马扎低着头等，因为真的特别不好意思。可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我的专业在六中美术班是第一名，我想考中戏，我就需要勤工俭学。

第一个来找我画像的是个女孩，至今我都印象很深。她和我当时年纪相仿，很漂亮，穿了双拖鞋。我画完之后在那副画下面签了个名，我跟她说：“这张画你留着，我在这画画我不签名的，但你是第一个，我给你签个名。”这个女孩现在应该也有四十多岁了，不知道她是不是还留着这幅画，这是我唯一签名售出的作品。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还挺有意思的。我人缘不错，附近的交警帮着我拉客人。交警是那种典型的青岛大叔，“这个小伙子画得不错，快过来看看。”他就用青岛话帮我吆喝。

那些天我挣了750块钱，我觉得这些钱够考大学的了，我就不摆摊了。第二年艺考我还是只报了一个志愿，中戏。后来我就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舞美专业。

我不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大学时我经常在外面接活，做舞美、晚会、MTV什么的，那时候干一个活就能挣个一两千，这在九几年的时候在学校就算很有钱了。但在我老师眼里，谭凯已经完了。他本想把我培养成一名大学老师，跟他一样当个学者，没想到我变成了他眼里不务正业的人了。

大学毕业时，正好有一家广告公司来招平面设计，能解决北京户口。当年留京挺难的，我们这个专业几乎没有外地学生能留在北京，所以我就去了。那是1997年，我拿着一万四的月薪，公司给我配了辆切诺基，给了我一间两室的房子当宿舍。

那时候中戏很多毕业生都没活干，大家都特羡慕我。五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醉生梦死，把自己吃成了个胖子。有一天宿醉起来，我听到楼下发廊正在放苏芮的那首《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听到这句我一下就哭了。

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了，所以我辞职了。

当时我有个做演员的穷哥们，那会大家都没车，我就经常开车拉着他跑组。《苦菜花》剧组导演看见我，觉得我形象还不错，就给我临时安排了个角色。

我还记得那个剧组是在北京糊涂宾馆筹备，副导演叫胡涂，我也因为这部戏在三十岁那年糊糊涂涂地踏进了一个新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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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们这一行，演员大多定居在北京上海，我以前也是。但在我四十岁那年，母亲生了一次病。那一刻我觉得妈妈老了，就从北京搬回了青岛。

以前我天南海北地跑，甚至拍戏赶上跨春节也没法回去。以前没有微信，我也很少给她打电话，几个月可能都不联系。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多么不孝顺，于是我就回青岛贷款买了个房，娘俩住一块儿。

不拍戏我就住在青岛，平时也不太出门。晚上要是有个聚会，同学都知道谭凯十点必须走，因为我妈妈一定要等到我回家才会睡觉。

青岛人让我觉得特别亲切。我最近一次回来，刚进电梯碰到正准备遛狗的邻居大爷。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操着一口青岛话说：“哎呦，董区长，回来了！演得不错。”说完大爷就走了。我感觉这就是回家了。当然我妈并不低调，别人一说你儿子是明星，我妈高兴坏了。

小时候我生活在观象山脚下，到山顶上能看到教堂，远远地还能望见栈桥，风景极美。等过一阵杀青休息了，我还想回到观象山看看，走一走菠萝油子。

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不演戏了，我就想在青岛离海近的地方找个带院的房子住着。我要弄一个特大的书房，把这辈子想看的书都看个遍，空闲时间再画些画，喝喝咖啡，骑骑摩托车。这是我后半生的一个梦想。（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