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然

文／本刊记者 陈敏

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5万纳米，而冀然研究的是纳米压印技术，可以加工头发丝直径的千分之一尺度的结构。

“你知道张学友的演唱会总能抓逃犯吧，就靠人脸识别技术：把激光芯片的一束激光，打成你看不见的3万束光，红外摄像头接收后还原人脸的三维形貌。其中用到的衍射光学元器件很精细，就是用纳米压印技术制造。纳米压印还可以应用到现实增强眼镜、安防等领域，以前基本是奥地利、德国的公司垄断，现在我们要有‘中国智造’，开放地为全世界服务。”

四年前，冀然还是一家德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一个院子、两辆车、三层小楼、四口之家、五天工作、六位收入”，这是他在德国的生活，2015年辞职归国，“带着一腔热血、两门技术、三国语言、每天四点起床、开车五十分钟、领着六个人的团队、每周工作七天、干着别人看来八字没一撇的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自己十分快乐”。

在青岛博士创业园接受《中国青年》记者采访时，哪怕在国外待了多年，冀然仍保持着沈阳人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创立天仁微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后，他曾获“青岛市十佳创业明星”“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也走过不少弯路，但始终相信踏踏实实地做科技、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在“山顶”拥抱未来。

辞职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冀然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时代浪潮的弄潮儿。他原本在北京科技大学学轧钢，轧钢属于材料专业，2000年毕业后去德国，发现轧钢归属于冶金学院。

“换专业还要等一年，我就看材料专业里面有一个‘微纳加工技术’，不懂，觉得挺时髦就注册了，结果一干就是20年。我的导师库尔茨兹教授，是欧洲第一位搞纳米压印技术的奠基人。”

一个小决定，开创了一个领先行业。他的上位雇主在德国，是全球最大的一家生产半导体设备的上市公司。他十年聚焦纳米压印技术，帮助公司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生产线。

“从应用工程师做到首席科学家，我在技术岗位走到头了，要走上管理岗位，在德国还不是那么容易。这也是辞职的一个原因。”

当时，纳米技术的应用场景都是在大学的科研院所，没有走向民用市场。2015年下半年，冀然发现国际科技巨头的合作项目已经在用这个技术，研发消费类电子的前期产品。他敏锐地嗅到了未来的趋势，提议公司尽快跟进研发，未雨绸缪。管理层不以为然。

在德国遭受冷遇，而他看到中国正在呼唤人才。自2014年9月起，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内涌现出一种新的生命力。

“2000年我留学时，留学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能留在德国找一份工作。但是2015年后大家就纷纷回国，我身边的同学、同事，手上有技术的，几乎都回来创业或者到大学任教。”

这波双创的浪潮，打动了冀然。

“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辞职就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德国薪水不低，身体不累，除了周末，每年还有30个工作日的假期，但生活一眼就望到头。爱人也支持我，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

在青岛籍爱人的支持下，他回到了中国。

人才跟不上成了明显问题

眼下，公司的设备在衍射光学元器件加工领域完成了前期技术验证，即将进入量产。公司主攻的另一个市场方向，是增强现实眼镜。宝马汽车的维修人员、波音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人们，已经大规模使用这种设备：镜片透明，能看到真实场景，但经过高科技处理，又相当于一个小型屏幕。

冀然取下自己的眼镜打比方，说会在鼻托处安装精密投影仪，技师从镜片的小型屏幕上，能看到高亮显示的零件，按照计算机提示来安装。

“远程的专家也能看到事实图像，比如说技工装得不对，专家在后方屏幕画一个圈，技工的镜片上就有投射。在宝马生产线，一个专家可以远程指导几十个工人。最核心的，就是怎么让镜片是透明的，又能看到彩色图像。这个镜片就是光波导片，也用到纳米压印技术。”

参观完公司，冀然旋转打开复杂的密码锁，带《中国青年》记者进入他里间的办公室。

技术是企业生存的核心资产。他的公司到处都是摄像头，网络监控，设备设计上是重重安防保险，“咱不能说拆了设备就爆炸了，但是你打开设备就当机。”

人才更是企业发展的引擎。在创业初期，冀然经历过“当时看来挺致命的、现在回头看都是好事”的损失。下游厂商挖人，卧底的商业间谍……初期损失还是可控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担心的是未来人才储备不够。

“这个技术创新性强，我无法停留在某个高点，而是必须往前跑，不断地跟国际化对手竞争，争分夺秒，对方技术上有一点领先，就完全可以打败你。我需要更多人才。”

人才短缺，不仅是冀然这种初创公司遇到的问题。他谈到国内的一家大企业，购买了国外一台相对成熟的设备，但对方态度傲慢，而且派送的技术人员要办签证，可能两三个月都过不来。

“国家欢迎领军人才回来，就是我带核心技术，普通的工程师配合，就能很快把这个事做出来；而且消费类电子的生产都在中国，相比国外厂商，我们给国内客户提供技术支持更方便，也能不断根据市场的反馈改进技术。但是当公司开始发展，人才跟不上成了明显问题。我至少需要四五十人，包括机械、电气、自动化材料等领域的人才，否则明年订单量上来，产能和研发都跟不上。”

中国的优势显而易见：14亿人的市场，比整个欧洲市场还大；人口红利，包括比较便宜的工程师红利。他当时选择在青岛，因为北上广的工程师成本高。但青岛包括整个山东地区，大学比较少，产业不集中。像做半导体设备的企业，在山东很难找到相关人才。

“客观地说，青岛在北方比较突出，和南方比还有差距。但青岛政策在不断提升，对我们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之类的扶持，厂房几年免租等等。南方是‘雨露均沾’，比如说有高新技术带回来，一开始就给你很好的政策，起步容易。青岛是要先做事，做完事，只要能脱颖而出，各种扶持政策自然而然也就都跟上。”

把人才留下来，还要让人才在当地长足发展，成为青岛市急需解决的痛点。

困难很多，但我相信机遇更多

再炫酷的高科技产品，从实验室到量产，都需要多种材料的配合，以及可靠的生产线。冀然坦言自己的技术跟国际一流企业没区别，但需要真正的生产过程来验证产品的可靠性。幸运的是，今年已经有几个大客户下了订单，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前些日子国外有公司来谈收购，冀然婉言谢绝了。走过了创业最难期，他已进入快车道，下一步就想雇一个“熟悉国情、必须得接地气”的职业经理人。

“我在国外待那么多年，很多事的处理问题方式或者思维方式，已经很不接地气了。也不考虑再拉合伙人。一旦合伙人之间出现分歧，公司就可能垮掉，风险太大。”

谈到中德的差距，他觉得不是一个点，而是整体面。

“把我们公司的技术放在世界上，我认为差距也不大；但国家整体基础和德国比，还有差距。我在德国搞研发，买的任何配件，它承诺的指标一定可以达到，不需要你多费心思。在国内则要花费巨大精力去筛选，配件对高精度的要求，往往达不到。”

任正非也曾谈到这个话题，认为“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

冀然选择回国，就是希望能踏踏实实做科研，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跨国创新，不排斥任何国家的技术，搞什么孤芳自赏狭隘生长，而是共同成长，美美与共，站在山顶一起拥抱未来。

“对未来我比较有信心，市场等着我。爆发中美贸易战后，国内科技巨头多年前就启动备胎计划，做两手准备，现在很多国产厂商对我们也比较认可。我也非常愿意去帮他们做这个事，抛开商业利益不说，内心觉得能给国家做点贡献，归属感挺强烈的，也有成就感。”

谈到家庭，他平稳的表情洋溢着笑意。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五岁，都在德国读书。回国创业后，这位父亲一年中德往返至少七八次，单程十几个小时，一两个月回去一次，亲吻那可爱的小脸。

“这么两地跑，挺不容易的。也是骑虎难下。刚开始以为创业是自己做主，时间灵活，可是后来越来越忙，要坚持下去。这一路，遇到的困难很多，机遇也很多——但我相信，机遇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