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英雄，是医生”——记山东援鄂医疗队队员、青大附院盟员柳国强
认得柳国强的人，总会提到他的乐观。2月9日，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出发去武汉，这名麻醉科大夫在列。送行的人眼眶湿润，他的眼睛却还是和往常一样微微弯着，目光干净坦然，民盟青岛大学基层委员会主委徐岩不禁赞叹，“镇定自若，义无反顾”。
后来到了武汉，到了同济光谷院区，进了重病区，成了插管“敢死队”中的一员，柳国强眼里依然亮着光，乐观好像是他的天赋，保护周遭的人，也保护自己。大家给他发微信问候，他总说自己吃得好喝得好防护也好，聊上一两件重病区最新的好消息，叮嘱对方不用担心，保护好自己——谁也看不出来，他在回微信前刚结束气管插管或者心肺复苏，离开呆了几小时的感染区，又花了近半小时、做了五六次手部消毒，才把满身大汗的身体从两三层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手套里“剥”出来。
他不在微信头像里戴口罩，只穿着青大附院的手术服，结实的手臂抱在胸前，斯文中带点“好汉正当年”的山东劲儿。照片上粗粗P着几个绿色的字：存亡续绝，云过天空。武汉无憾。”
“万一有需要，我马上就能去”
年前，柳国强隐约有了“可能会去武汉”的念头。他开始陆续网购一次性防护用品，快递来的时候成箱搬回，像运送战略物资。春节时，柳国强照例回了潍坊老家，本打算初五回青岛，但初一发现疫情有些严峻，“单位微信群消息很多，形势每小时都在变化。”他和同在麻醉科的妻子商量了下，不打算继续留在老家，初二就带着老人孩子回了青岛，“万一有需要，我马上就能去。”
“去”哪儿？去单位，还是去武汉？柳国强心里有些难以分辨。对后者，他有预感也有期待，“从各方面看，我都是去一线的合适人选。”他1978年生人，是副主任医师，又正值壮年，生理、心理条件好，家庭负担小——最重要的是，作为麻醉科的技术骨干，气管插管是他平日里的看家本事，也是一线急缺的、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关键手段。
2月8日，柳国强等来了报名援鄂医疗队的机会。上午9点多，青大附院麻醉科在微信群里通知，医院要组建第三批援鄂医疗队。柳国强没想什么，也没跟家里人招呼，理所当然地跟科室主任小窗报了名。疫情危急，医疗队组建也惊人迅速，午夜时，医院的电话号码就在他在手机上亮起来，他瞬间明白期待成了现实，“终于被选上了。”
医院通知他第二天早上七点集合。五点时，他叫醒母亲，意欲告别。母亲问他，这么早去哪儿啊？他说，去武汉。母亲愣了一下，点头说，好事。她一向乐观，柳国强不仅受到他影响，也因她少了许多后顾之忧。母亲起床给他做了早饭，柳国强笑着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吃了啥，“就是家常饭”。
妻子则有些担忧。身为同行，她更了解麻醉科面临的风险。送行路上，两人没多少时间独处，她忍住不舍，给了他一个很紧的拥抱。媒体镜头下，两人笑着，他一手拉旅行箱，一手在爱人肩头竖起拇指——这照片传到基层微信群，青大教授苏兆伟给他画了幅速写，在盟员们的朋友圈传开，他小“红”了一把。隔着玻璃跟爱人说再见时，他想到一大一小两个儿子，不由得提前跟对方道了声辛苦。路上他才知道，通知发出一个小时内，麻醉科有30多人报名，其中也有他爱人。“但因为选了我去，就让她留在了青岛。”
医疗队是包机去的。在青岛，副市长栾新来给他们送行，旅途中公安、交警一路敬礼，让柳国强又惊讶又自豪。但最让他心绪难平的，还是9号晚上他们到达武汉，打开青大附院准备的生活用品的瞬间——医疗队想到的，没想到的，院领导和同事在一夜之间，都整整齐齐筹备了出来。这是最结实的后盾，也是对他们平安归来的无声期待。柳国强此行第一次掉泪，“他们一夜没睡，想我们在外面能有最好的防护。”
进入“敢死队”，踏上“没有硝烟的战场”
青大附院援鄂医疗队到达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作为改造院区，开始接收病患。该院区共有16个重症病区和1个ICU，分别由17个医疗队整建制托管，共计2000多名医护人员；共有828张床位，刚开始时，重症率曾占98%。
柳国强从医19年，见过不少风浪，也有目睹病人在手术台上离去的经历，但看到眼前的新冠肺炎患者，依然觉得形势比想象中严峻：病人数量、严重程度、缺氧情况，都超过他的预想，而武汉同仁几乎心力交瘁，“每个人前期都尽了最大努力，医院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濒临掏空”。所幸的是，伴随各地医疗队驰援而至，呼吸机等医疗设施陆续装好，光谷院区的“子弹”渐渐充足起来。在全院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上，专家们一致决定建立一支“气管插管小队”，提前预判患者病程发展，在恶化倾向刚出现时就提前插管，将关口前移。
2月14日，这支由18名医生、2名护士组成的“插管小队”组建完毕，由于患者数量较大，每个班次轮值12小时，备班24小时待命。这工作不仅辛苦，更是治疗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在操作过程中，麻醉科医生要站在患者头部，正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吸道，一旦病人在插管过程中呛咳，体内的飞沫和气溶胶就会一涌而出，医生暴露风险极高，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敢死队”。
但柳国强不习惯铺天盖地的赞誉，也不觉得自己有“向死而生”的悲壮。“我们身处其中，看待这件事的角度跟别人有些区别。这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对我们责任意识、专业技术的挑战，和医生面对疫情渴望亲自上阵是一样的本能。救助病人、做好防护，都是挑战的一部分，我们都会重视。”比起“感动”，他更需要大家的“放心”，“我们不是英雄，是医生，希望大家相信我们的专业素养。”
但柳国强也承认，自己“确实有点英雄情结”。他从小怀着军人梦，向往有天能以勇气超越平凡。动身前，他发微博说，“人生一定要有一次迎战大难的经历。今天，我将启程，就算是成就梦想、挑战自我，不留遗憾。”“插管分队”组建当晚，他又发了一条微博：“来到这里，我不是为了荣誉，我不是会为了名利冒险的人。我的目的说得高尚，是职责所在，使命担当；说得平实，是要与战友杀敌，冲锋陷阵——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比枪弹更可怕的是暗处的病毒，在侵蚀无辜民众的生命。”
柳国强并没有恐惧感，“了解真相，对自己的保护措施有信心，就不会害怕。”但初来乍到，面对诸多不熟悉的环节，他还是有些茫然。比如，他平日工作至多只会穿一件隔离衣，如今却要采取最高级别的三级防护：穿两层隔离衣加一层防护服，戴三层手套，穿三层鞋套，头上戴护目镜、防护屏、防护罩，穿、脱这身行头，分别要耗时二十分钟。柳国强不想等迷茫感“自行消失”，他“踏遍”各医疗队病区，汇总各类资料、视频和规范，总结出一套安全度高的穿、脱流程；每次穿防护服之前，都花五六分钟把眼镜和护目镜涂擦做好防雾处理，让操作能视野清晰、得心应手，有次连续戴了四个多小时的护目镜，镜片都没有起雾。把这些经验普及给“战友”的同时，柳国强也对新“战场”有了更足的底气。
2月15日，柳国强首次在武汉值守夜班，迎来了作为“插管小队”队员的任务。他和瑞金医院的麻醉医生合作，在ICU给一位新冠肺炎危重病人做了气管插管。这项操作，概括起来是“时间短、任务重、难度大”，但面对起来才知道其艰难。一方面，给病人使用麻醉药后，病人自主呼吸停掉，由于新冠病人肺部氧气交换功能差、身体氧储备少，加上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的危险性，留给医生的操作时间只有90秒。柳国强的同事曾指出，这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只有满分，90分都是不及格”。另一方面，穿上厚重的防护装备，动一动就浑身是汗，平日信手拈来的气管插管操作变得极为不便；有时候，病人还会面临心率下降的情况，不及时处理就会心跳骤停，时常要边治疗、边急救。但在默契配合、谨慎操作下，柳国强和队友胜利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凌晨，他兴奋地在微博写下：“第一例气管插管，最危险的前线，顺利！”
冷静之外：有眼泪也有喜悦
至今，柳国强和他的队友至今已经完成45例气管插管，最忙的一个班次，他进行了5例操作。共同面对一次次挑战，让他和队友变得熟稔而亲密，当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插管小队”获得国家卫健委、人社部、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授予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时，微信群里一片欢欣。面对道贺，柳国强的语气里满是自豪，“不光是全国表彰，还是先进集体表彰，是我们团队的并肩作战被认可，确实比个人拿奖高兴得多。”
柳国强有“技术宅”的一面。问起平日在微信群都聊什么，他想了想，回答说：“技术交流。”他会发微博感慨：“这种与多学科同事、老师、其他医院同行紧密协作、互相交流的机会，职业生涯也不会有几次，这可能是我人生中一个拐点。”为了学点重症超声技术，他有时会在下夜班后主动再穿上防护服、进入感染区，“正好顺便做了个气管插管”。他也曾跟护理一起给患者做俯卧位通气，防护服汗湿一片，“护理的姐妹平时太辛苦了”。
柳国强的冷静并不是一天练成的，而是19年来无数次进出手术室、面对生死的结果。“你们可能会觉得医生很少情绪化，冷静得有些冷血。但人类面对疾病，比如说新冠肺炎，所知道的其实很少，作为医生，我们一定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只有尽量避免情绪化，才能保持正确的判断，去救助下一个病人。”柳国强笑言自己比起护理人员，与病患的交流少得多，却设身处地，把病人的处境理解了一个透彻：“与外界完全隔离，又天天面对我们这些穿着防护服来来去去的人，思想、情绪肯定有很大波动。”虽然医院有专门的心理医师，但柳国强还是会在查房时注意病人的心理变化，及时说上几句“知心话”，帮病人调适心情。他也默默地记录下病人的情况，17床、18床、63y，61y……他微博的内容随着病人的变化，呈现出悲喜的曲线。
在这里，生死关口来临的次数比平时多了许多。“插管小队”的90后大夫眼睁睁看着病人在抢救时离世，在镜头中攥紧拳头，难以言语。尽管柳国强走过更长的路，有时也避免情绪上的冲击，“哭过几场，没有意义，但总要宣泄”。他听到一个广西护士在离开感染区后心跳骤停，想到这个年轻护士的家人，又想到自己的家人，不免和同事一起落泪；一向淡定的大儿子带着弟弟，在视频里用多米诺骨牌摆出“爱中国”的字样，小儿子也学着比划剪刀手，也让他鼻腔酸涩，“爸爸不是英雄，但希望你们能像老爸一样，在成长的道路上笑对危险和困难”。但他最心痛的还是亲人的离去。他和二舅关系很好，来武汉后，二舅还在微信上鼓励他，说为他骄傲，等他平安回家。但还没等到那天，二舅就因为心源性疾病突然走了。那是柳国强在武汉最痛苦的一晚，他在微博上写：“外甥重任在身，恕不能相送。昨夜给你留一盏灯，让你去天堂的路别太黑……”
所幸人世总也有喜悦。时间、汗水和坚持，前方和后方的共同努力，渐渐让柳国强和队友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2月22日开始，陆续有几对夫妻共同出院，也很少再有新的重症；3月1日，柳国强参与救治的首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气管插管患者成功拔管，虽然暂时无法说话，但对着柳国强竖起的拇指，却让他感动不已。
目前，这个一度安静冷清的城市，渐渐也迎来了春天的消息，桃花开了，马路上也渐渐有了烟火气。“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现在的武汉整体形势趋好，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在减少，曙光已经看到，大家要有信心。”柳国强和同事们并未谈过疫情何时结束，对他们来说，疫情持续一天，他们就会继续战斗一天。但他也设想过疫情结束后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吃一碗热干面？去一次黄鹤楼？”
“也想去，但最想做的是回家呆几天，吃一碗下车面，和我妈、我爱人、我儿子在一起，好好陪陪他们，”柳国强说：“我不累，但这段时间，让他们担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