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晚，外交部部长王毅（前左二）、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前右二）、外交部原副部长齐怀远（前左一）、外交部原新闻发言人沈国放（前右一）等合影。（中国日报 摄影 冯永斌）

　　导读：12月12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这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选项”。外交部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从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政策。“问不倒”的发言人是怎样“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

　　首场发布会：三句话，七分钟

　　这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主持的唯一一场发布会

　　傍晚时分，北京国子监一所美术馆里，一场简单而热闹的招待会正在举行。

　　发言席的一侧，83岁的齐怀远，拄着拐杖，拒绝工作人员为其搬来座椅，73岁的李肇星轻轻挽着他的胳膊。站在最外侧的是62岁的孙玉玺，和他隔得不远的是同为“50后”的沈国放。音乐声响起，“60后”秦刚、洪磊以及“70后”华春莹走过去，把他们请上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外交部发言人。

　　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亲历了外交部设立发言人制度的过程——

　　首场新闻发布会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

　　那是1982年3月26日，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针对苏联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历时7分钟，李肇星担任现场翻译。

　　多年之后，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回忆，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钱其琛说。

　　此后，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一般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轮流担任。李肇星当年在筹备会上建议，是否把司长叫发言人、副司长叫副发言人？“老钱(当时我们对领导的称呼就这么亲切随便)说：算了，越简单越好，都叫发言人。”李肇星说。

　　1983年，外交部设立了发言人制度。这一年的3月1日，接替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金华成为外交部首位女发言人。迄今为止，在27位发言人中，共有5位女发言人。

　　从“只说不答”到“来者不拒”

　　创纪录的一次，发言人在60个小时里，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经历了从单向发布到双向互动、从单一发布到多种渠道发布、从传统媒体发布到多媒体发布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各国常驻记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记者吉米说，在外交部举行首场发布会之前，只能依靠中国官方媒体获取信息。还有外国记者回忆说，当时发稿需要去北京的电报大楼。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设立之初，每周举行一次记者会，只主动发布，不答问，现场翻译用交传，后来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记者会增加为每周两次，接受提问，翻译方式改用同传。此后，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限制，直到没人提问发布会才结束。

　　上世纪末担任发言人的孙玉玺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发布厅里，他最长经历过2个小时40分钟的发布会。发布厅之外，创纪录的一次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孙玉玺随专机飞抵贝尔格莱德，在60个小时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跨入新世纪后，信息化迅猛发展，互联网颠覆了媒体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迈入世界中心舞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主张。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与时俱进”，设立了24小时值班手机，全年无休接受媒体的提问，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应媒体的关注。

　　2011年9月，例行记者会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次，外交部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每天举行记者会的外交部门。路透新闻北亚区总经理杜纳德对此印象深刻，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意味着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更加公开。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外交部又在部委中率先开通了微博、微信，记者会和发言人谈话内容在第一时间用多媒体手段发布。

　　如今，外交部记者会不只是记者的“专利”，也对普通民众开放。仅2013年，就有120余批、4000余人次旁听记者会，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团体、热心网民等各界人士。外交部还会定期举行公众开放日，民众可以和发言人“零距离接触”。

　　“问不倒”的背后

　　发言人“潜水”看网评、刷微博，还有“年轻、能干、不可缺少”的“小伙伴”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

　　和西方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多是职务化的。以外交部发言人为例，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言人专业性要求的降低。

　　北青报记者梳理对27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报道发现，他们都具有优秀的外语技能，在担任发言人前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驻外使馆工作经历，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作为发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国记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对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新媒体时代，网络也是发言人常用工具之一。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看网站的评论，会上微博，但是“潜水”居多。

　　“公众看到的是发言人在台上的表现，但看不到的是幕后还有许多人、许多部门在支持。”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说，发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了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制定答问要点、回答问题，外交部各个司局和其他部外单位都为发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和发言人形影不离的是新闻司发言人办公室团队，秦刚用“年轻、能干、不可缺少”形容“小伙伴们”。在繁华的朝外大街，发言人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亮着，这个团队在24小时跟踪国际地区的重大事件及媒体的报道。每天上午，发言人都要和团队一起讨论。

　　作为发言人，沟通技巧和形象仪表同样重要。据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邀请新闻传播方面的学者、中央电视台化妆师等专业人士给发言人“支招”。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华春莹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曾经向高级化妆师徐晶老师“请教”化妆技巧，还让服装设计师朋友为她的着装提供建议。

　　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

　　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网站论坛上，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有叫好的，有编“段子”调侃的，也有“拍砖”的，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

　　外交部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程曼丽说，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并非个人行为，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发布制度的安排，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

　　在民间，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但在李肇星看来，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秦刚也认为，记者会不是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谓“明星效应”。“发言人要爱国、通晓内外、找准定位，要牢记大我，忘却小我，底气才会更足，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秦刚说。

　　不过，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对棘手、刁钻的问题时，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邓小平健康的关注，称其身体很好。一位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幽默地说：“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

　　2.0时代：发言人如何再出发？

　　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进行深度解读，跨部门合作也将越来越多

　　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是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如今，信息发布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和平台。在2.0时代，发言人制度会如何发展？

　　在程曼丽看来，发言人和记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依然会被保留。从发言人角度看，这种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够增加传播亲和力；对记者而言，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馈，而且有现场感。

　　“同时也要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如何优化新闻发布机制，如何使用让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这需要打一套组合拳。”程曼丽解释，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受众，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发布，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进行深度解读，以进行更有效对话、消除误解偏见。

　　1983年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新闻发布不及时，造成民众恐慌，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信息公开条例。今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

　　程曼丽认为，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涉及跨部门合作，例如食品安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在对外发布上也应该形成合力，使得各个部委部门间有更好的协同互动。

　　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外交部新老发言人和来自国新办、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台办、卫计委等部门的发言人拍了一张合影，在场的记者笑称，这是中国发言人的“全家福”。也许，在未来，这样的“全家福”会越来越多。

　　文/本报记者 刘一

　　提问发言人

　　发言人有何挑战？如何减压？

　　北青报：被问到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

　　秦刚：答不好的问题。

　　洪磊：每场记者会都是全身心投入和精心准备的，因此每个问题都是印象深刻的。

　　华春莹：一个周五下午，原本是轻松的心情，但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位西方记者以极其挑衅的口吻攻击中国，我顿时热血沸腾，理直气壮予以驳斥。会后同事们告诉我，他们当时也都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北青报：发言人通常承受很大压力，如何减压？

　　秦刚：我没有觉得工作是压力，只是比较繁忙。

　　洪磊：把压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进行体育锻炼，主要是打乒乓球。

　　华春莹：打网球。

　　北青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秦刚：自己。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尽如人意的回答。发言人要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洪磊：我前面已经有24位外交部响当当的发言人，我如何传承好这一棒，在这个岗位上不辱使命，是我天天要面对的题目。

　　华春莹：回答好每个问题。既准确传递中国政府的声音，又以大家听得进去、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本报记者 刘一

　　发言人素描

　　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

　　围巾斜搭肩上，笔挺西装，12月14日，颇有“五四青年学生范”的李肇星，借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发布，与北大学生面谈。

　　今年73岁的李肇星是外交部第九任部长。1959年踏入北大，投靠中文系不得被西方语言文学系收留，做过司机梦、记者梦等各种梦，却从没做过外交梦的他，因而一只脚踏入外交的门槛。1964年，中法建交，李肇星也正式进入外交部。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回顾了亲身参与的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事件，这些信息都是首次披露。

　　“身经百战”的李肇星曾舌战群儒，但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却肯定地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不管是做外交还是生活中，他都强调摆事实。在北大校友面前，李肇星回忆饥荒时代做在校门口捡烧饼的梦，没事爬到未名湖畔的桑树上吃桑葚，带着桑葚汁进教室的故事。北大的大师让他印象尤深，入学之初在小卖部偶遇美学大师朱光潜，而在日后的外交生涯中，他也一直牢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说，我说的都是真话。文/本报记者邹春霞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发言人趣事

　　发言人说“酒话”念叨台湾不可分割

　　“外交部流传着一个笑话，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开始说‘酒话’，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位发言人的真言恰恰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国外交官心中的分量。”

　　摘自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

　　“(发言人)台上和台下还是有不同，台上西装革履，台下比较休闲，所以被认出来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有的时候老百姓会把发言人弄混，比如我有一次就发现有两个人一边瞟着我一边悄声说，“那不是发言人秦刚吗？”可能那段时间是秦刚主持记者会，上电视比较多，长得也比我帅，所以大家以为发言人都叫秦刚。”

　　北京青年报2009年1月专访外交部前发言人刘建超

　　背景新闻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年大事记

　　1982年3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行记者会，就中苏关系发布简短声明，这场“三句话发布会”成为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1983年3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例行记者会，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外交部在中国国家部委中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制度建立初期，每周举行一次发布会，只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现场采用中英文交替翻译。

　　1983年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1986年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

　　1988年每次记者会都允许记者提问。

　　1995年记者会改为一周两次，每周二、周四下午举行。

　　1997年例行记者会取消对记者提问的次数和发布时间限制，现场答问至无人提问为止。记者会翻译改为中英文同声传译。

　　2000年设立发言人办公室值班手机，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受理记者提问。

　　2011年9月1日正式启动新闻发布新机制，例行记者会由每周两次增至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