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要退休来华“走穴” 布莱尔3小时赚百万
基辛格
外国领导退休之后，在中国依然很忙，忙着做生意赚钱，为了自己也为了他所代表的国家。现在，随着业务的日渐拓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超越仅凭“走穴”挣钱的初级阶段，转型升级。
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来中国接近80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私人访问，而且大多带有商业性质。
当基辛格被中国各界视为“老朋友”时，在商业领域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就成了他辞去公职之后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最佳选择。
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以下简称KAI），这公司只做两件事：1、如果你想去某国投资，他们帮你分析之后告诉你能不能去；2、如果能去，他们就利用外交关系，帮助企业在该国“找人”。
基辛格的KAI公司一开业，仰慕者就纷至沓来。对于他们，基辛格意味着信用，意味着自己永远不可能挖到的信息和人脉。
但他把一年的客户限定在20 家左右，并明确设定为商业行为，以避免政治风险。他还要求其所接受的任何项目，在给客户带来利润的同时，必须符合被投资国的利益——基辛格喜欢充当得到双方信任的中间人，而不仅仅是客户利益的代理人。
作为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惠普来到中国，就是基辛格推动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接见基辛格时提出：中国现在正在搞现代化，需要技术进步和创新，你能否推荐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和中国开展合作。
基辛格推荐了惠普公司。随后惠普公司创始人、当时担任惠普公司董事长的戴维·帕卡德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层领导的接见，并与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和航天部谈成了若干项目。
2003年11月，基辛格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第39次来到中国。作为摩根大通集团的顾问，基辛格还带来了摩根大通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及该集团亚太区高管团队。
2007年10月，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纽约拜会基辛格。基辛格同时是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双方谈到了招商银行与美国运通的合作计划。
基辛格问：“为什么运通在中国市场上的信用卡业务做得不够好，而你们却能做得好？”马蔚华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更熟悉中国市场，熟悉中国人的消费心理。”马蔚华问：“您看好我们和运通在中国的合作吗？会成功吗？”
基辛格笑起来：“毫无疑问，在中国能选择招商银行这样重要的伙伴合作，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的！下次我见到运通董事长的时候，我会将今天的谈话转告他。”
2010年5月，美国运通第一次把它的高端核心品牌，带有“百夫长”标志的信用卡带到中国，而它的发卡合作伙伴，则是其在中国精心挑选的第三家合作伙伴——招商银行。
布莱尔在中国
布莱尔
英国前首相。
布莱尔卸任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
布莱尔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012年喀什市政府已与布莱尔公司达成合作关系。2012年2月，双方在香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布莱尔团队承诺为喀什市政府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并提供海外技术和跨境合作机会。
2012年6月布莱尔出现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借访华机会与喀什市政府官员会面。他还为正在那里举办的喀什摄影展剪了彩。布莱尔的这次公开活动，既展现出其团队与喀什市政府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暗示布莱尔在华淘金模式开始升级——像招商引资，以及提供政府咨询这样的高端服务，在他以往的对华交流中是没有的，这位英国前首相曾经是以在中国“走穴”演讲著称。
在2012年之前，作为一名带有外交家气质的政治人物，布莱尔在中国的淘金模式与克林顿其实没什么两样。2007年11月，广东东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33万美元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当中的3小时。布莱尔来到东莞登上演讲台，说他会传达东莞人民对其家人的问候，“我会告诉他们，‘哪也别去，就去中国，就来东莞’。”布莱尔甚至还参观了这家开发商的新楼盘。
2005年访华时，布莱尔还在首相任期，他在北京邀请了9家中资企业负责人共进早餐，鼓励他们在英国项目上投入更多的人民币。中国电信、阿里巴巴、华为、美的、康佳等公司的掌门人出席了早餐会。当时布莱尔拿起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递上的数码相机为企业家们拍照，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
施罗德盛赞青岛啤酒
施罗德
德国前总理
担任领导时每年来中国一次，任期结束后反倒机会多了，平均一年来三至四次。这就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退休生活。他在2005年卸任，第三天，瑞士出版集团荣格集团就聘他当顾问。其实施罗德并不擅长写作，甚至连100行的社民党活动计划都没写过，但这不重要。荣格集团计划开拓东欧和中国市场，所以要借施罗德与中国的关系，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向中国人推销德国产品。
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推销员”施罗德的绩效清单，是在2009年直线上升的。这恰好是四万亿投资所涉及的大型基建开始陆续开工的年份。当年十月，施罗德出现在湖北武汉，与施罗德同时亮相的是德国海瑞克股份公司董事长、行政总监马丁·海瑞克。这家公司是在全球有名的隧道掘进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这一年，正在建设的武汉地铁隧道中，活跃着七台海瑞克隧道掘进机的身影。
2010年，施罗德又出现在山东青岛，出席国际新能源论坛。这次同行的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施罗德说，中国在减低能耗方面需要得到帮助，德国公司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新能源的技术协助和经验，山东方面则表达要建立德国工业园的意向。
2011年，施罗德的推销重点则在重庆，据报道，在施罗德访问的这段时间，德意志银行、巴斯夫集团等德国企业在重庆的投资不断加码——号称“全球最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落户重庆，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达到80亿元人民币。
除了将德国产品卖到中国，施罗德还将中国项目带回德国。2006年中国春节刚过，他就出现在北京，希望有意前往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拿出勇气去德投资。
保尔森
保尔森
美国前财政部长
“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尔森。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政府。”2012年7月访问北京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对媒体这样说。
他的确愿意和生意人在一起，即使是在中国也一样。无论是保尔森的继承者——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还是曾在姚记炒肝餐厅吃过北京小吃的副总统拜登，他们其实与处于官员体系之外的中国人接触并不多，且多半是礼节性的。
保尔森不一样，他领导下的高盛集团在1994年就来到中国组建办事处，成立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等到他2006年辞去高盛集团主席与CEO职务，第一次以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保尔森将第一站选在了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
这是一种离政治更远，离商业更近的姿态。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外国高官访华时这么干过。但这对保尔森不算什么——因为他骨子里是商人，而且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从1992年开始，他和他身后的高盛就不断谋求在中国拓展业务，而金融业恰好是中国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项改革中取得较大开放空间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即将上升的电梯里，保尔森先于其他人，站到了那个离按电梯按钮最近的位置。然后，电梯上去了。
无论退休与否，保尔森在中国政界的广泛人脉，都是高盛集团，以及美国政府可遇而不可求的财富。这也是他在对华事务中取得成就的个人模式。
2009年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之前，他可以定期与中国领导人见面。辞职之后，保尔森出任博鳌论坛理事，这里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新场合。报道称，在去年的博鳌论坛上，保尔森提出计划写一本新书，主题是“有关中国和在中国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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