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12年4月1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中国吉林省敦化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泄漏事件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周桐和刘浩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的诉求。（孙冉 摄）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迄今已走了23年。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在日本提起的近30起对日索赔诉讼，至今尚无一起取得最终的胜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68年，当年的战争受害者逐渐离世，而这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依旧困局重重。”长期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童增谈道。
18年无一胜诉，民间对日索赔出路何在？
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也因为媒体采访的增多变得更加忙碌。
1990年，正在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童增受到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启示，发表了长达万字的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童增的想法后来通过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新闻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虽然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深受战争伤害的普通人仍有权利要求日本赔偿。”20多年后，身份已变成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的童增告诉中新网记者，从1990年开始，他陆续收到上万封支持者的来信，马拉松式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就此开启。
1995年6月至8月，东京地方法院分别收到了“花岗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和“哈尔滨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的起诉书。这一年被看作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起始年份。
越来越多的侵华战争受害者随后站了出来，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有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这些受到战争伤害的中国老人，勇敢的站在日本法院，为自己也为死难同胞讨一个迟来的公道。
现实让人遗憾。从1995年至今的这18年，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来自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尚未等来一场真正的胜诉。
这其中，2007年是个关键的年份。当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诉讼请求。同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方原告的赔偿请求。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此类案件以后很难再获得胜诉。说白了，就是在告诉你：别再打官司了，没用。”童增说，十余年的败诉案中，日本法院给出的原因大概有三种：已过诉讼时效；受害者索赔诉求主要是受律师动员，而非本人意愿；70年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民间赔偿同时放弃。
“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讲，还是按照国际惯例，日本方面的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童增说，每一次的结果都让那些曾经受害的老人再次受伤。
最迫切的诉求：索赔官司搬回国内打
十余年诉讼屡战屡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出路何在？
近年来，包括童增在内的中国学者和社会人士越发明确，鉴于日本政府对于侵略战争的态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很难获得公正判决。他们正在呼吁另一种方式：将官司搬回国内打。
童增将20多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分为三个阶段，1990到1994年是提出民间索赔理论，民间的索赔意识在这个阶段得到萌发；1995年开始进入索赔诉讼实践阶段，但是18年来，在日起诉的案件均未胜诉。
“现在有必要探索进入第三个阶段：在国内法院起诉。从法律上来说，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在中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也有属地裁定的权利。”
童增经常谈及韩国的案例，“同样是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韩国人在韩国国内法院起诉并取得了胜利。”
今年11月1日，4名曾被日本强征为劳工韩国女性在韩国状告日本三菱重工获胜，这也是第三起类似韩国劳工在其国内状告日本企业的胜诉案。这起案件中的原告曾于1999年3月1日以日本政府和三菱重工为对象在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但遭到败诉。
其实，在中国国内进行对日索赔诉讼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威船案’就是例子，而且结果是胜利的。”童增介绍。
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此后，陈家三代人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对这一起延宕20年的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中方原告日币29亿多元，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
虽然有国际案例和国内先例，但是童增说，近年来在国内发起对日索赔诉讼的探索并不顺畅。“这些年也有一些在国内司法机关起诉的尝试，但是法院不是不受理，就是受理了又退回。”
童增说，当年受到日军残害的中国人如果能站在自己的国土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讨回公道，他能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国家的强大，能够向世界告知当年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也能警示年轻人勿忘历史。
“过程比结果重要，但目标决不放弃”
从1990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概念提出，20多年来，国内一大批法律界和知识界人士，加入对日民间索赔的队伍，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受难者的代言人。
他们中，有致力于细菌战索赔而“感动中国”的王选，有为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代理对日诉讼的律师康健，有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首席律师林刚……虽然在十多年的法律诉讼中，官司胜诉的极少，但对日民间索赔的坚持一直没有停滞。
“过程比结果重要”，这是童增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和20年前相比，通过打官司，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走向联合，他们站在一起，本身就是铁证，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2003年，童增作为中国劳工的证人在日本法院出庭作证，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幕，他依然难掩激动。
“法庭一边站着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另一边则是日本政府和大企业的代表，那个场面象征着，即便战争过去几十年，但是对于战争、对于侵略者的控诉之声依然坚韧。”
童增说，20年前，日本社会对于当年的战争罪行缺乏最起码的认识，“我们当初放弃国家层面的战争赔偿，但是在20年前，普通日本民众心中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概念。通过这些年的诉讼，许多日本媒体、民众也在此过程中了解了侵华战争的真相，他们中很多人选择支持我们。”
在童增看来，日本政坛如今出现极右倾向，不少政客欲为历史翻案。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坚持就更显重要。
在童增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依然摆放着20年前他收到的那万余封来信，泛黄的信纸上多是受害者关于战争经历的回忆。
“20年了，估计很多寄信人都已不在。”虽然从未放弃且愈发坚定，但是在马拉松式的诉讼道路上，童增和他的同仁们有着更现实的担忧。
2012年9月，曾7次远赴日本提出诉讼的抗战老兵耿谆去世；2013年9月，被称为“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的万爱花去世……如今，当年的受害老人大都年过耄耋，童增和他的同仁们可以坚持不懈，然而，遭受日军暴行的“活证人”正渐渐含恨离世。
“过程比结果重要，但目标决不放弃。”在童增看来，这终究是一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对于胜利和正义，诉讼拉锯战的受害一方，有着“等不起的迫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