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00住户，涉及“老字号”商铺、民房、企事业单位公房等多种性质住房，仅历时半年多，就顺利完成拆迁，其间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群众上访、恶性事件，这在城区改造拆迁中是不多见的。
即墨市的实践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只有站在群众立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尊重和维护其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最大限度照顾群众利益 各类诉求都要统筹考虑
时光退回到春寒料峭的2013年3月，即墨古城拆迁启动在即，原即墨花边厂下岗职工老刘却一直在犯愁：一家三口住在32.47平方米的单位宿舍里，未参加房改，眼看要拆房子了，他还没有一套自己名下的住房。而在古城片区，像他这样没有参加房改的就有300多户。
老刘的这种担心很快就消除了。他从政府部门得到了一个准确的信息：他的宿舍可以迅速“转正”为“房改房”。按照古城拆迁房改政策，他只需花4330元，将房子改到自己名下，就能置换到一套60平方米的新房。
不仅老刘这300户企业职工家庭，其他不同类型的拆迁家庭也都有了政府为其各自“定制”的拆迁方案。
而这些方案正是即墨市委、市政府基于 “最大限度地照顾拆迁户利益”这个理念制订的。
“市委、市政府强化一个共识：面对复杂的拆迁大摊子，必须站在群众立场！”即墨市委副书记于澎说，旧城改造之所以令人 “望而生畏”，就在于做不好拆迁群众的工作，而即墨市要啃“硬骨头”，就要直面这一难题。为此，他们调整工作重心，把办好拆迁群众的事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去年5月1日，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国有土地房屋正式补偿条例”，针对以往的拆迁补偿提出了新的规定：“对每户的补偿包括建筑面积加公摊”。
“即墨古城拆迁是第一家实施这一法规的。”于澎介绍，拆迁指挥部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复杂的情况：涉及拆迁的范围中，有的房产是国有土地性质，有的是集体土地性质，还有老国企没房改的职工宿舍300多处。
怎样解好这道 “复杂方程式”？按道理，只有房屋属国有土地性质的拆迁户，才能享受新的政策利好。但即墨市决定，为平衡集体土地、国有土地性质的拆迁房屋的利益，无论是什么情况，哪种做法更有利于被拆迁户，就往哪块靠。
“就高不就低。”于澎说，比如，即墨古城拆迁中规定：“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标准也按村庄改造的惯例性政策，“进门算面积”。而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如果是多层楼建筑，补偿标准也按新的政策，增加公摊面积的补偿。
这样的拆迁政策给群众吃了“定心丸”。阁里村村民王仁坚是众多受益者之一，他家的旧房是集体土地上的二层楼，137.8平方米，没有院落，但拆迁中享受到了34.5平方米的公摊，加上10平方米的奖励，置换面积达182.3平方米。
可以说，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即墨古城片区拆迁保证了拆迁户群众的利益最大化。
青岛市国有土地房屋正式补偿条例中还规定，享受房改房政策有一个前提，即居住者必须是原单位的职工，“那么，已不是原单位的职工怎么办？”于澎说，即墨市规定：按评估价格卖给这类职工，每平方米2000元，可以说非常优惠。即使对不符合政策要求、不能参与房改的房屋，即墨市也作出规定，房子拆迁后可以继续承租回迁的新房。
如此，以改、卖、租三种形式，把原国企、原国有资产的房屋、租户问题一一解决了。 先“拆”矛盾后拆房 法情并重助力拆迁
“俺这147平方米大房子，怎么就不给补偿？”拆迁户傅某某为他在集体空地搭建的商店，已到工作组来了多次。
“您这房属于私搭乱建，于法于规都不符，还占了公共用地，大伙还一直有意见呢……”面对工作组干部微笑而有理有据的坚持，傅某某只好放弃了。说他们有理有据，是有事实支撑的——600多户存在证实不符、批少建多、无证兼用、乱搭乱建、私占公房等复杂问题的房子，这可是工作组一户一户地弄清成因、界定性质的。
“这里人员成分复杂、房屋形态多样，也积攒了房屋矛盾纠纷，如果不先行化解矛盾，就会坠入以往拆迁的误区：漠视拆迁户的个性化诉求，拆迁工作将寸步难行，”于澎说。
为此，即墨市确定“先‘拆’矛盾后拆房”的拆迁指导思路，成立专门机构，逐家逐户调查摸底。同时，制作“古城片区改造房屋布局平面图”，数千处拆迁房屋，每一处房屋权利人的名字和具体情况都落到了图上，一览无遗。
工作组在调查摸底过程中，还认真地帮着各家各户排解纠纷矛盾。
阁里村有一姜姓拆迁 “钉子户”，因兄弟姊妹在房产归属上纠纷很深，迟迟不能签订拆迁协议。工作组专门成立了三人真情化解小组，用了数十个日夜，以亲情、政策、法律作武器，分头穿梭于兄弟姊妹甚至小一辈之间调解，最终形成了各方都认可的分配方案，同时还解开了因为房产纠纷兄弟姊妹之间结下的多年“死扣”，促进了家庭和谐。
“对这一类纠纷，工作组都是采取人盯人方式，包干负责，坚持遇到一个查清一个，发现一个理顺一个！”阁里村工作组干部栾虔青感慨地说，几乎每一户的纠纷都要耗费个把月时间，各方取证、反复调解沟通，真情感化，像这类涉及家庭的产权纠纷，他们调处了105起。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要依法拆迁，也要重视情感的作用。”于澎说，拆迁方案再好，如果没有对群众的真情付出、真诚服务，就不可能形成那种相互支持、干群同心的和谐拆迁关系。
于是，当孤身老人生活困难时，民政部门送来了每户1000元的救济，残联、慈善总会摸底，对所有困难家庭给予救助；当精神病患者住院无着落时，工作组积极协调医院，村委出资妥善安置；当200多户病弱群体家庭为搬迁发愁时，志愿者和部队官兵们冒高温、流大汗，逐户帮他们搬家；当拆迁户担心孩子上不了学着急时，工作组协调教育部门安排拆迁居民子女在租房地就近入学……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入细致地调研摸排和情感注入，即墨古城片区在真正实施拆迁时，仅用20天就完成了。
创设“自治拆迁组织” 依靠群众“带动”群众
阁里村的老上访户李老汉是一名乡间 “高草”（当地对那种善发言论的自然“意见领袖”的称谓），是一个好胜、耿直的老人。驻村（居）拆迁工作组主动登门与其攀亲戚，有事无事到他家坐一坐，拉一拉，到他的炕头上陪他聊天，老人不知不觉地在背地里宣传起拆迁的好来，在拆迁的每个节点都成了带头人……
此次即墨古城片区拆迁，有近百名像李老汉这样的“高草”被吸纳到以“网格”为单位的群众性拆迁自治组织中，他们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穿行在各家各户，说服身边乡亲，化解纠纷，为推动拆迁改造立下汗马功劳。
阁里村拆迁工作组组长栾虔青介绍，他们尝试把网格化管理引入到拆迁工作，各村居依据群众所住地域和单位、宗族、邻里关系，划出一个个有着天然凝聚力的 “拆迁工作单元网格”，每个网格推荐威信高的一男、一女群众骨干担任网格员，在14个村居共划分了63个拆迁工作网格，在每个村居成立了拆迁工作委员会，吸纳了463名群众参与。
“拆迁网格的划分，真正把群众工作聚焦到了每家每户。”于澎介绍，在拆迁推进过程中，正是依靠网格员们进门入户问情况、走街串巷做宣传、坐上炕头调纠纷，自己带头先签先拆，又带动街坊邻居，不计其数难缠的拆迁症结才被一一化解了。
这一创新的群众工作手段产生了良好效果：此次古城片区完成拆迁，比预定时限提前了5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