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的“国营七矿”
李桂珍一家和朋友回“七矿”聚会，小卖铺对面曾是电影棚和广播室，现在已经夷为平地。
原“七矿”职工宿舍
“七矿”退休人员安置点
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哎呀，这孩子写我干吗？”看到封面上的标题，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开始翻看，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但看着看着，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
即使在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厂志里关于李桂珍的介绍也只有短短12个字：“有播音员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没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七矿”最辉煌的时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七矿”宣布破产，李桂珍买断工龄下岗，职工接连离开矿山自谋生路。如今，整座工厂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虽然成为单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矿”，李桂珍仍掩饰不住自豪，“原子弹爆炸我们是作了贡献的！”她总喜欢对外人这么说。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尽管和母亲朝夕相处25年，但这些问题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蒋易澄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熟悉的采访对象。“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但为什么此刻看她竟觉得她如此强大？如果时代洪流总是将人左右，让人无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适应和改变的。”她在论文中写道。
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