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羊下崽摆酒，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
基层名目繁多、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近年来愈演愈烈，不仅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而且败坏社会风气。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通过乡规民约等方式整治各种“人情债”。专家指出，在全社会“反四风”的背景下，“倡俭治奢”也应成为农村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入不敷出”：一年收入2万，送礼近3万
“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村民李习琼谈到“送礼”很无奈地说。
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人情债”困扰的不止李习琼一人。
“酒宴”名目繁多，人情链越拉越长。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老人庆生外，出狱要办“冲喜”酒，买辆摩托车要办酒，家里牛羊下崽也要摆一桌。送礼对象从原来的亲朋、同事同学延伸到同事的亲朋、同学的兄弟姐妹。“在全县治理大操大办风之前，各种办酒通知贴满镇上的公告栏，一天到晚鞭炮响个不停。”城口县庙坝镇纪委书记冯乔明说。
排场越来越大。“你办50桌，我就办80桌。”庙坝镇排山村村民赵安德告诉记者，现在办100桌也不少见，常常是十几桌菜没人吃，造成极大浪费。
“行情”越来越高。一两百元是普通关系，三五百元正常水平，上千元也是常有。城口县明通镇退休干部杨应禄留着厚厚两本“送礼清单”：2001年送出827元礼金，2008年达到2.1万元；2012年更是高达8.45万元，送礼206次。
事实上，城口县只是全国基层“人情债”之痛的一个缩影。宁夏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村一村民说，现在100元基本拿不出手，有些场合一般都要500元，去年总共出了1万多元的礼。而湖北随州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人情消费2375元，比2012年增长19%。
“人情异化”：借钱、贷款送礼，“借老人”办寿酒收礼
婚丧嫁娶办宴席等“礼尚往来”传统延续上千年，具有一定互助性质，然而如今却日益异化变味，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甚至成为敛财的手段。
“酒席多的时候一天十几场，借钱送礼是常有的事。”去年，为了送礼，城口县兴旺村村民王怀友不得不花掉本打算买化肥的钱。
城口县灯良村村民沈茂培告诉记者，8月是“升学酒”高峰期，去年8月他就借了3800元送礼。有些村民甚至贷款送礼。
“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冯乔明说，有喜事就大办，没喜事就创造喜事办，办酒送礼风陷入恶性循环。有些村民实在找不到理由就“造假”，甚至有人“借”老人当亲人办寿酒。“原本是正常人情往来，现在却变成了敛财。”
“请柬都送上门来了，不去人家有意见，以后怎么相处？”城口县兴旺村一村民对记者说。
“人情比什么都大，送不起也得送啊。”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说，受社会上“讲关系”“搞圈子”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多送礼能够搞好与干部、领导的关系，这让送礼风更加盛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中国向来是个熟人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人际交往信息化网络化等，以往维持熟人之间的亲情、血缘纽带越来越弱，办酒席送礼成为人情往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导致人情异化。
“移风易俗”：党员带头村社引导，刹住“浮华风”留下“情”和“根”
身在基层的干部群众深受“人情债”之害，对大操大办、乱办滥办之风反映强烈。基层干部群众认为，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之下，公款消费已有明显好转，民间扭曲变味的人情消费也该刹刹了。
“传统文化、礼仪异化成了商业手段，礼尚往来的商业功能被凸显。”廖成林说，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基层管理滞后的表现，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应当开展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
“送礼是风俗习惯，不能用法律法规约束，因此必须要党员干部带头、充分发挥村社自治来引导。”冯乔明说。
目前，重庆城口县、巫溪县等不少地方都已开始着手治理基层“人情债”。城口县专门出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婚丧简办，其它事宜一律不准操办，不准收受亲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礼金或贵重礼品。今年以来，城口县已对4名违规办酒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查处。
同时，城口县也对广大村民发出倡导，简办结婚、嫁女、丧事等传统“红白”喜事，不办或少办各种名目奇异的酒宴，重拾民间勤俭之风。
在治理和倡导下，城口县大操大办之风明显好转。庙坝村村主任杨传政说，今年该村办酒席11例，违规操办只有2例。王怀友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送礼送了4000多元，手头宽裕了不少，准备多买点肥料，“这样的村规民约早该定了！”
“政府和社会组织有责任倡导健康文明的情感表达方式，不能不作为，也不能矫枉过正，应提倡正常的人情交往，让礼尚往来回归理性、本源。”廖成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