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高新区的一个机器人车间。
所有城市，兴办高新区以及各种“园区”，都有一个目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但在青岛1万多平方公里版图上，红岛却是唯一一处没有GDP和财政收入考核压力的地方。
他们甚至取消了招商局。从2008年至2013年，红岛至少拒绝过579亿元的投资，但他们却为成功引进一家年营业额只有人民币几百万元、员工十多人的小型动漫企业而欣喜不已！这家小公司创作出了国际主流市场上第一部中国原创、中国主题的超级英雄动漫，把“龙”的正面形象推广到了西方人面前。
为了向市场放权，青岛高新区管委会交出了传统园区管理6项职能中的4项，“规划、建设、融资、评估、运营、服务”掐掉中间，只留两端。“我们宁可得最佳配角奖，而不是最差主角奖”。
“政府平台化，干部职员化。”青岛高新区管委会尝试推行事业部制，约有1/5的干部告别机关，置身于企业化管理的环境中。
当国家宏观经济减速步入“新常态”的时候，记者发现，整个红岛生态圈却弥漫着一种“相信明天”的乐观气氛……
一
在红岛，最让人兴奋的不是它走了多远，而是它以什么方式起步。
一份远景规划已经展开。胶州湾北岸这片167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是“东方瑞士”青岛的下一个中心。但眼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与繁华都市相距甚远：高速铁路还在兴建，很多马路开通不久，学校、医院和剧场的建设队伍刚刚进场。从南边来的太平洋的风呼呼吹过，打桩的声音此起彼伏。在2011年夏季通车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的一端，在说不清年月的连片盐田和沼泽中，红岛苏醒过来。
放眼广袤的中国，红岛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在它沉睡的年代，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错过了上世纪80年代3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错过了90年代上海黄浦江畔开发的潮声。更早回溯，它甚至错过了成为中国第一批工业城市的机会——1867年，德国殖民者在胶州湾畔选址，只差一点就将这个后来以啤酒、天然良港和白色家电闻名的城市设在红岛。
今天，红岛远不是吸引目光最多、投资温度最高的热土。国务院新批了继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的3处自贸区。而红岛只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同等地位的高新区共有114个，它们的经济总量在2013年首次超过了广东省，其中的明星是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关村，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中关村的经验将在很多地方推广。
与之相比，在红岛，一切都刚刚开始。城市的框架在形成，一种不知疲倦的拓荒者的气质在蔓延。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当地打工的两名女工，路上偶遇了几名公务员，向他们反映在这里购物不太方便。56天之后，她们惊讶地接到邀请，去为一家新超市剪彩，如坠梦中。
29岁的张霖来到此地的过程也像做梦。2014年9月的一个夜里，他在青岛一处居民小区创立4年的小型动漫企业泽灵文化传媒公司，迎来两位不速之客。他们足足谈了3个小时的原创动漫，张霖形容双方“一拍即合”。一个月后，他已搬到数十公里外的红岛，布置公司的新办公室。
为首的那位访客是青岛市委常委、红岛经济区和青岛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飞。他对张霖说，你来了可能就不想走了。
泽灵在青岛曾与五花八门的生产型企业为邻。年轻的编剧和设计师们与这类邻居找不到共同语言。而来访的官员描述的氛围吸引了他们。令张霖感到惊讶的是，在那3个小时里，官员们一直聊的是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而不是税收和房租。“他们雷厉风行，而且谈的东西都在点儿上。”他对记者感慨道。
红岛的管理者醉心于发现富于创业精神的年轻人，帮助他们完成财富故事。其中一位说：“源源不断创造这样的故事，这才是个高新区。”
泽灵的年营业额只有人民币几百万元，员工10多人，但它是红岛渴求的企业之一。它获得的第一份合同来自全球最大的独立漫画出版商——美国黑马公司。张霖与同事创作了一个有关龙的故事，只画出18页样图，就被黑马看中，2013年在英语世界出版。迥异于好莱坞的《功夫熊猫》，这本定名为《龙之重生》的作品，是国际主流市场上第一部中国原创、中国主题的超级英雄漫画。
“龙是真的。”张霖和他的同事在漫画中强调，龙并不是有些西方人以为的邪恶怪兽。惊险的故事从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讲起，提到了西藏、珠穆朗玛峰和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还植入了青岛的名胜栈桥和崂山道观。主人公是双胞胎兄妹“杰克张”和“杰西张”，当然，他们是黄皮肤。
用西方语言讲述东方故事的尝试取得了成功。他们应邀到国外动漫展上签售，并且开始筹备改编影片。在俄罗斯的动漫论坛上，一些漫画迷因为书中反派弗拉基米尔将军是俄裔，而讨论“美国人还没有忘记冷战”，全然没有意识到作品出自中国人之手。
关于《龙之重生》，张霖对记者说，他们主要负责创意，凭借样图获得订单后，再外包给新加坡的同行去做漫画绘制，由对方“代工”。此外，他们为同行提供内容创意、概念设计及顾问服务。泽灵在洛杉矶设立了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制片和运营的办公室。
在整个产业链上，泽灵的角色是大脑而不是手脚，这与在中国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工厂恰好相反——对于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红岛来说，没有比泽灵更适合的了。
二
就在欢迎泽灵的同时，红岛对不少更大的投资项目关上了门。截至2014年11月，红岛累计引进的项目总投资约为1511亿元——在高新区阵营里，这不算是个多么显著的数字。而从2008年至2013年，它至少拒绝过579亿元的项目。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青岛高新区原本不在红岛，它诞生于1992年，最初的十几年里它有过辉煌，也走过一些弯路，甚至吃过黄牌警告，“国家级”的招牌一度面临摘牌。2008年，青岛决定将高新区主园区设在红岛。
只要稍有不慎，红岛就将陷入一条在发展中国家屡屡应验的老路：众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都以引进大制造业和跨国企业为荣，最终凭借较低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加工基地。
红岛多少留下了一点过去的倒影：在新式的码垛机器人车间旁，就是多年前引入的易拉罐工厂。
不符合产业规划的不要，影响生态环境的不要，技术含量低的不要，能源资源消耗高的不要——今天，红岛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招商引资”模式送入了历史。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个高新区形象地指出，高新区要择优引入企业和项目，不能装进篮子都是“菜”。他在不同场合阐释，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不同于过去30年的三个特征之一，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诸如红岛这样的地方，人们在研究习近平的新要求：“创新驱动发展要从高新区开始。”
中国这列经济快车正在经历众所周知的“换挡”，2014年迎来20多年来最慢的增速。与此同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明确表现出对低端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厌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个引人瞩目的提法就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他多次呼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要激发出中国人创新创造的潜力。
重新绘制的红岛蓝图反映了思维的变化。规划这座新城时，青岛借鉴了瑞典的哈默比湖城，以及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天津生态城的经验。由于严格的环境保护，红岛167平方公里中有30平方公里不允许开发建设。红岛将是蓝色的。从天空到大海，都不允许这里出现林立的烟囱和散发出胶皮味道的厂房。
事实上，红岛目前是青岛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唯一没有GDP和财政收入考核压力的区域。按照规划，红岛会是一个“升级版”的新城，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GDP，不是区内落户多少项目，而是回归“高新区”的本意，培育一种创新元气，成为引领青岛经济“升级”的引擎。
“一片盐田，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就‘创新’了吗？”青岛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褚晓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管委会主张，没有后劲，多少项目也没用。我们并不是太在乎项目的数量，而是看科技含量，否则一个木材厂和一个石墨烯厂没有什么区别。”
他表示，高新区诞生初期曾拥有税收政策等方面优惠，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当今，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开发区、高新区层出不穷，昨日的特惠政策正在普惠，仍然依靠“政策洼地”只会引来投机者而非投资者。“人家是来拿你政策的，这棵树扛着，哪块土肥就插下去活两天，又拔出来，走了！”
因此，红岛希望实现从“政策优惠”向“环境优化”的转型。
三
但是，3年前的红岛并不足以支撑这种转型。当时这里的运行模式与别处毫无二致：一个40多人的招商局负责在版图上“填”项目，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开发区思维”，背着各自的招商“指标”。
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张志强这样形容该模式的局限性：招商局只是一条线，而市场，是一个广阔的面。
经过一场颇具魄力的调整，张志强保留了副局长的职务，但他坦言那“只是个‘名’而已”。他的新名片上印着“节能技术与新材料事业部部长”。这是成立于2014年7月、企业化运作的一个事业部，中心工作是对接以石墨烯为主的新材料产业。
与此同时，整个高新区管委会都往后“退”了一步，前面是7个面向不同产业大类的事业部。他们请来一家战略顾问公司重做行政架构方案——该公司也是青岛引以为傲的标志性企业、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集团的顾问。青岛曾在上一次工业革命中孕育了海尔、海信等一批家电品牌。现在，在新的技术革命中，海尔希望将自身重塑为一个开放的创新创业平台。
这与红岛不谋而合。青岛高新区管委会正在致力于推动“我们这一层管委会功能的平台化”。因为，“只有变成平台，才能和平台合作”。
他们没有照搬那家战略顾问公司的方案，但改变显而易见：事业部的诞生与招商局的解散同时进行。总计近300人的干部中，约有五分之一经过报名和遴选，封存“身份”，进入了事业部，面临的新要求是“专人、专门、专注、专业”。
当地的主打的产业为“1+5”，“1”代表科技服务，“5”是软件与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蓝色生物医药、海工装备研发、节能与新材料。后面的这个数字仍在变化，北斗应用、大数据、工业4.0正在当地涌现，这意味着事业部将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本土优势”的发展思路，青岛不是北京，不是上海，只能根据自己的优势，从一定的“产业聚焦”中寻找机会。
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高端智能制造事业部部长耿凯说，分工的调整不仅仅是招商引资方向的改变，而是更贴近“产业组织”的概念。任何产业都有自身规律，需要专门研究和把握。
耿凯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外国机器人企业来考察投资环境，颇有些意外的是，没有听到官员介绍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政策，听到的是当地与3家职业院校的合作、“招工、培训都不是问题”的说明，以及配套产业的落地现状。比较了几个区域之后，该企业决定落户。
彻底告别过去的机关工作节奏之后，张志强遇到了一位他眼中的“黄金搭档”——青岛赛瑞达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立禄。
宋立禄三四年前进入石墨烯行业，因为看好这种奇妙新材料的前景，又在红岛建了一个庞大的孵化器——青岛国际石墨烯创新中心，希望招来更多的同行。他的石墨烯科技公司名叫“海纳尔”，他自己也正希望“海纳百川”。石墨烯仍处于研发阶段，他说，单打独斗形不成气候。
事业部制很快让宋立禄感到了便利。过去他到政府办事，“一会儿科技局，一会儿发改局”，现在他只需跟张志强的事业部打交道，而事业部对接其他所有部门。他说，专门拿出一个事业部来支撑一个产业，在其他地方或许是不可想象的。
在洽谈引进新的项目时，这对搭档往往同时出现，一个代表地方政府，一个代表产业孵化器，双方都发现，在一起的成功率“高于任何一个单体”。宋立禄兴奋地形容，他们的结合“天衣无缝”。
“高新区愿意支持我们，我们也愿意干，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这个产业做好。”宋立禄说，“青岛模式下，企业是主体，政府是引导，我们之间的结合会使产业稳步往前推进。”
宋立禄说，过去进哪些项目都是管委会来决定，现在，管委会也会为他推荐项目，但双方都清楚，管委会只是介绍人，决定权在他们自己手里。
当初请人设计石墨烯创新中心的展厅时，这对搭档就产生了分歧。管委会看中的设计方将外观呈现得很好，而企业倾向于内容做得更到位、要价较低的一家。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谈起这个例子，张志强开玩笑说，引进项目同样如此，“就像这个展厅一样，也是市场决定的——市场的正确率往往比政府要更高一些。”
“我们宁可得最佳配角奖，而不是最差主角奖。”张志强说。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能够找到这位基层公务员的依据。这次有关深化改革的会议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陆续推出了向市场放权的不同举措。一批曾经卡住“市场之手”的红色印章被封存起来，送入了博物馆。
红岛正在雄心勃勃地建设全国最大的海洋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基地、北方最大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基地、中国3D打印中心总部基地，凡此种种，很大比例的招商引资都是由市场主体完成的。政府交出了传统园区管理6项职能中的4项，“规划、建设、融资、评估、运营、服务”掐掉中间，只留两端，专注于规划和服务。管委会的角色从“主导”变成了“引导”，工作的重心是培育公平开放的创新市场。
红岛理想的状态是，国内外优秀的孵化器和创业团队纷纷在这里生根。一位负责人说，如果在红岛排满工厂，也许只能容纳几千家。但是做成一个平台，红岛就可以“无限大”。
——听起来，就像是全世界所有高新区的鼻祖硅谷。
是的，太平洋彼岸的硅谷是从红岛的公务员嘴里说得最多的地方。他们提起硅谷两眼放光。他们几年前来到红岛就与硅谷多少有点关系：青岛的主政者考虑了胶州湾与东京湾、旧金山湾区的相似，作出了开发红岛的决定。与硅谷一样，红岛位于湾区城市的谷底。
2013年至今，红岛派出72名干部赴硅谷接受21天的培训，走访世界级企业、孵化器、投资人，参训者全部都是年轻人。按照计划，管委会机关至少三分之一的干部都将接受这种轮训。
年轻员工王振锋记得，硅谷为他们讲课的教授不约而同强调，政府“什么都不做”，就是对企业发展最好的支持。他感慨，相比于“保姆式的服务”、政策和资金扶持，政府更应做的是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把资源真正交给市场。
张志强说，红岛并不奢望可以“复制”硅谷。传统的套路很难一夜之间消失。在他看来，从硅谷回来的年轻人外表上没有什么变化，“变化在这里”——他指了指大脑和胸口。
陈飞也一再强调，迄今为止，红岛所做的尝试都没有“原创”，他们只是在政府向市场放权、推动创新驱动战略、营造创业生态圈方面，回归高新区本来的功能。效果上只能说“刚刚起步”，长远来看，将是个艰难的过程。
他笑称自己是“扎在基层的一个传感器”。
从他扎下的位置，能够感知整个国家升级的努力。同在胶州湾畔的中国企业界风云人物、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近期频频在不同场合介绍海尔的“创客”计划和“平台化”尝试。他亲历了“市场属性回归和政府职能转变”的30年。海尔原是一家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工厂，30年前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起步，成为家电业“航空母舰”。张瑞敏告诉人们，现在需要把航母拆掉，组成一支联合舰队。
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企业家指出，改革本身是一个自我松绑、自我解放的过程，而一切改革的红利都不会自动到来。“只要找对路，就不怕路远”。
在红岛，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方向对了，不怕路远。”
四
2014年，青岛高新区成为114个国家高新区中的12个示范区之一，综合排位升至全国第九，不断有同行到这里考察。发生在红岛的故事不足以“示范”中国的昨天，但是，很多人试着从这扇窗口打量明天。
从20世纪90年代起，红岛不再新批宅基地和工业项目。它错过了中国沿海的一轮又一轮开发，却也因祸得福，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东部沿海城市最后的处女地。
2012年红岛经济区设立之后，在当地一个名叫“东大洋”的村庄，大个子的老村支书握住陈飞的手说：30年了，这块地我们给“守”住了。而后者感受到那双手传递来的责任。他在办公室里挂上盐田的旧照，对记者说，我们做不了所有的事，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不忘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作为和牺牲，把我们的这一段写好。
整个红岛的生态圈都弥漫着一种相信明天的乐观气氛。从这里看不出国家经济放缓的影响，由于较小的基数和全新的产业，红岛的所有指标都在迅速向前推进。官方的预测是2016年左右会进入一个爆发期。40多个科技园区、300万平方米的孵化器，届时将迎来项目孵化的第一个高峰。
管委会的一位员工说，这里的公务员都很年轻，而且远离传统的党政机关，还没有沾上官僚气。
上司则希望他们身上的官僚气息越少越好，一个最新的打算是，让那些重要岗位的职员都将持证上岗，比如在科技局工作需要考取技术经纪人证书。“我们整体工作要转型，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如果干部还是老脑筋，还是小眼光，怎么做事情？”
从副局长转型的张志强，最大的感受是，工作更累了，但是置身于一个快乐向上的环境。他认为，在红岛待下来的人，或许都是有同样追求和心态的人。
“我们是拓荒者。”知天命之年的宋立禄谈起石墨烯就滔滔不绝，他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开心。”
“每天你都会看到高兴的事情。”29岁的杨华说。他曾是一位职业经理人，刚到红岛注册了一家面向大学生的创业服务公司。他还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蓝贝创客咖啡”，选在2014年圣诞节开业。他希望咖啡馆不是用来消磨时间，而是成为“创客”碰撞火花的圈子。类似的创业咖啡在北京、在上海都不鲜见，但在青岛还是新生事物。与此同时，红岛还出现了一家名叫“明阅岛”的24小时书店。
青岛最好的公立学校和医院、大剧院、音乐厅都将在红岛出现。分别起源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两家科技园，一个已在这里复建了清华“二校门”，另一个计划重现北大“未名湖”的风光，种种努力都是为了说明它们系出名门，创业环境优越。
就在去年，杨华的一个朋友误打误撞途经红岛，还用“荒凉”形容观感。而现在，杨华的信心与日俱增，他寻找的那个圈子正在形成。
就连等活儿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有人考虑到这里置业。红岛距离青岛老城区很远，但杨华计算过，他从家里开车到红岛上班只要半个小时，比过去穿行在拥挤的市内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泽灵300多平方米的新办公室里，没有员工考勤打卡机。“一号员工”是一只猫——员工们可以收养猫狗，偶尔还有鸡鸭，宠物的医疗由公司负担。只要员工涨工资，猫粮标准也将提高。张霖相信：“对工作的热爱超过了一切管理制度。”
摆在张霖面前的困难有很多。他需要的员工在整个山东都不容易招到，京沪地区则人才济济。不过情况正在变化，他说，在北京、上海等地“漂”了三五年以后又流到青岛的同行也有不少。
张霖的新邻居、开发手机游戏的崔鼎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上海和北京工作过，最后与合伙人一起离开北京。红岛不难遇到像他这样从特大城市转移的创业者。当年在北京五环外一个还没有开通公交线路的地方，崔鼎与同事以3500元的月租合租了一套公寓。来到红岛，他们申请了两套各60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每套租金600元。
总计300多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将在红岛落成。已经投入使用的公寓，厨房里陆续亮起火光。崭新而富于挑战的创业生活开始了。无论对于整个中国还是对于28岁的崔鼎来说，2014年都称得上是“创业元年”。对李克强总理有关创业的呼唤，崔鼎有自己的解读：中国也可以走高新创业的路，不一定非要以土地等资源的过度消耗来换取GDP。“我们中国人也很聪明”，他说，总理那番话在自己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种子是今天的红岛最受欢迎的事物。红岛暂时还没有什么参天大树。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田里，种子刚刚播下，故事开始发芽。
“没有大故事，小故事很多。我们自己每天看它的变化。”陈飞说。在一个安静的黄昏，他突然中断谈话，侧起耳朵，对到访的记者说：“你听，窗外这个声音是我最喜欢的声音。”
——那是远处的工地在打桩，在这些创业者耳朵里，是一座城市在海风中节节拔高的声音。(记者 张国 丁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