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数十年，莫树银家中所保存的核心申诉材料已十分陈旧。
古稀之年，莫树银仍没放弃申诉，说起当年经历，他仍难平复情绪。京华时报记者王苡萱摄
71岁的莫树银仍在为恢复自己的名誉申诉。他为此已努力近40年。此前，他获刑12年，罪名是奸污少女：他与一名女青年同处一室被他人举报奸污，之后又“被揭发”奸污4名女学生。
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5名涉案女性中，一人称与莫同房，另4人在莫被判刑后第三年即写《申告信》否认遭奸污，莫始终否认所有指控。
申诉近40年后，广西宾阳县法院回复称，4名少女否认遭奸污的证据是莫树银自己取得，不予采信，法院查阅卷宗后认定当年判决正确。
京华时报记者怀若谷发自广西
缘起
“奸污女青年”
1月8日，莫树银在位于南宁市的大儿子莫秦言家中，拿出一沓泛黄发脆的材料纸：一份手抄的判决书、释放证明，以及被指遭其奸污的4名女生写的证明未发生奸污事件的《申告书》，这些原件他已保存30多年。
判决书称，宾阳县法院查明莫树银在1971年至1974年间，利用教师职务之便奸污少女四名、女青年一名，侮辱少女三名，罪行由被害者检举揭发，判处莫树银有期徒刑十二年。
案发时，莫树银是一名教师，在南宁市宾阳县罗江大队高小任教。宾阳是他的老家，他退伍复员后回到原籍，开启了自己的教师之路，主要教语文和军体课（类似于体育课）。
1974年11月15日，是莫树银人生大转折的一个时间节点。当天，他被举报“奸污女青年吕某某”，此后又被揭发“利用工作之便，以谈话引诱和放晚学陪送回家等手段，先后奸污四名少女学生”。
莫树银称，当天，他到粮库卖完班上学生勤工俭学时捡的谷穗，回学校后天色已晚，他在伙房自己煮饭吃完准备洗澡时，大队民兵队长李庆生让他去一趟大队办公室。
罗江大队办公室与罗江高小在同一个院内。莫树银说，他一进门，大队支书李旭军就问他房间有什么人，“他说我和吕某某乱搞男女关系，说是吕少森揭发的。”莫树银称，当晚，他被要求在办公室呆了3个半小时左右，次日，相关材料被送到教辅站。对于指控，他全部否认，并要求对质，但未果。
调查
被认定道德败坏
吕某某则称当晚两人确实发生关系了。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她称当年自己20岁，莫树银说自己是退伍军人，能帮忙填表，帮刚毕业的人找工作、转成工人身份。当晚6点左右，她挑着稻草从学校门口经过，莫树银走出来让她当晚去一趟莫的房间，两人一起学习。当晚8点左右，吕某某来到莫的宿舍，两人发生了关系。
吕某某称，她当时并未反抗，原因是“那个时候我认为他能帮我找到工作，人家叫我去，我也没办法”。
她称，其间，学校卫生员吕少森敲门，将莫叫去了大队办公室，之后大队队长施秀才把她送回了家。之后3年的时间内，她先后被大队、公社和办案人员各问话一次。
吕少森现在仍是乡村医生。他说，自己平时与莫树银关系较好，当晚他准备去找莫树银玩，“8点多到他房门口，看见他的灯亮着，但是敲门、喊他都没反应”，他透过门缝看见莫树银跟吕某某在床上，“我就到大队办公室，叫他们（村干部）过去看”。
吕少森称，自己未随大队干部一起前往查看，他已记不清是谁把莫树银叫去的办公室，但不是他本人，是大队领导。他称，之所以举报，是因为“发现那个女的与我同姓，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如果不是我们同姓的，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吕少森及吕某某均称，当年罗江大队队长施秀才对此事比较清楚。
施秀才今年已80岁，她称，当晚大队办公室正在开支委会，“吕少森过来问大家，莫树银的老婆有没有来？大家都说没来，吕少森说莫树银房间有女的，我们就发现有问题了。为了防止莫树银逃跑，就把大队的电闸全部关掉，派人守在莫树银房间门口，又分几组人在院内不同的位置把守。拉闸后没多久，莫树银和吕某某就自己开门出来了，两人都穿着衣服”。
施秀才称，当时大队支委委员将两人分开调查，“我问的女方，她当晚就承认两人发生关系了,她说莫告诉她可以帮她转成工人身份”。
施秀才称，“当时大队认为，莫树银是老师，只要认定和吕某某发生关系，就是不对的，作风败坏，是坏老师，群众对此很不满”。
对于这些说法，莫树银仍坚持自己的说法，“后来我才知道，她20多岁了，又是高中毕业，难道不知道人家招工人需要什么程序？难道不知道检查身体是医生、护士的工作？我很想知道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奸污她”。
判决
获刑12年
莫树银被宣布为“阶级敌人”，大桥公社教辅站领导动员师生同他划清界限，号召学生揭发他。之后他被关禁闭，其间被吕姓村民围殴，被推进粪池。第二年5月，他又获准可以教书。又一年多后，1976年8月，莫被开除公职和党籍，并被批斗。
1976年11月6日，莫树银被逮捕。
就这样，莫树银被关进了宾阳县看守所。他回忆，在被关的8个多月间，公安人员提审过他一次，宾阳县法院的一名法官提审过他两次。
最后一次审问是在1977年4月15日。那天上午，法官递给他一本白皮档案，“让我10分钟看完，里面都是揭发我的内容，说我奸污少女无数，署名都是革命群众，里头说了我10多个罪行”。
莫树银称，材料称他有军阀作风，原因是他上军体课吹哨子的声音和别人不一样，“说一听我吹哨子就发抖、害怕、紧张，别人上军体课是自由活动，打篮球、乒乓球、跳绳都随便，我上课时就搞队列训练、传授军事技术”。莫树银还被指搞文艺训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我利用晚上排练时，奸污少女，还说我看不起领导，想夺领导的权，革命群众说强烈要求枪毙我”。
1977年6月28日，莫树银被带到宾阳县黎塘镇的一个广场，“说要判刑，我担心他们会枪毙我，因为白皮档案上写着我奸污了无数人”。当听到喇叭宣布他奸污少女四名、女青年一名，侮辱少女三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时，莫树银虽然躲过一死，但仍然愤恨：“别说判我12年，就是判我12个小时我都是冤枉的”。
法官送达判决书后不同意给他原件，他手抄了一份保留至今，“为的就是以后能平反”。对于这份手抄件，宾阳法院证实“内容基本属实”。
之后，莫被送到广西雒容农场。两天后，他通过农场向广西高院、南宁中院寄出上诉状。
证人
涉案女性否认受害
1977年9月底，莫树银妻子严电玲到北京上访，并给相关领导写信，称莫树银遭迫害。南宁中院的一封回复信随后寄到了莫树银手里，称领导收到了申诉信，该院审核原卷材料并派人调查，认定宾阳县法院判决正确。
严电玲未收到上述回复信，她仍奔波于广西高院、南宁中院、宾阳法院之间。她称，后来宾阳法院让她看了那份白皮档案，“说这档案是群众反映我丈夫的问题，我翻来翻去，只找到一篇有4个名字署名的揭发文章，其他文章署名都是‘革命群众’。”严电玲称，揭发文章内容主要讲莫树银利用排练、问问题的机会，以检查她们身体为由干坏事。这4个人名分别是莫某某、谢某某、何某某、李某某。
她向记者出示了两封写于1979年、有这4人签名的《申告书》，其中称，她们被逼写揭发材料，根本没有与莫树银发生不正作风关系。
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4名当年判决书中被指“遭奸污的女学生”都否认了判决书认定的事实。
现今住在南宁市西乡塘区的何某某1月9日称，没有发生判决书中所说的事情。近四十年来，她也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她称，从未有过官方人员找她调查了解此案，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宾阳县黎塘镇，莫某某回忆称，1977年前后曾有人找过她，“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两个人过来问我和莫树银老师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我说没有，但具体的对话想不起来了，确定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也没有给他们签字”。她称，严电玲在1979年找到她时，她才知道莫树银已被判刑，“我感到很奇怪、很震惊”。
1月11日晚，李某某在电话中同样否认与莫树银之间有不正作风之事，对于当年是否有人找她调查过，她称因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如今的生活不想被打扰。
1月12日，在广西凭祥市谋生的谢某某也否认有过被莫树银奸污的事，但因多年前出过车祸、遭受过抢劫惊吓，已回想不起当时有无调查的情况。
申诉
数十年从未间断
就在4名涉案人否认遭到侵害时，莫树银正在雒容农场服刑，对此全不知情。
因为跳入池塘救出一名落水孩子，他获得两年减刑。农场的管教干部给他安排的是开拖拉机运输材料、推土等轻活，还可以去赶集、去边上的村子。后来，莫树银还被分管监室，当上了监督组组长、生活委员会组长、给别人派工、收发、填报表的大组长等。
1985年7月15日，莫树银提前获释，其被关押时间共8年多。这天一早，农场管教交给莫树银一张释放证明，“他说你自由了”，其他管教也改口称他为“莫树银同志”。
带上农场医生给他的20元钱，转乘火车、汽车后，莫树银回了家。他的户口仍被落在大桥公社教辅站，无法分得土地，工作也没恢复，“教育局让我找法院，说平反了才能恢复工作”。
释放那年，莫树银40岁。今年腊月廿六，是莫树银71岁生日，30多年间，他和家人一直在试图通过申诉为其平反，但他至今没得到想要的申诉结果。几十年来，莫树银夜里经常大声叹气，他觉得没找到说理的地方。
去年，莫树银先后往各级法院、检察院、人大、政法委等部门，寄出数十封《关于要求纠正错案的报告》以及刑事申诉状，同时给中央巡视组寄出申诉信，请求宾阳县组织专案组对此案进行复查，重新审理，依法改判，为其平反。
法院
单方证明不予采信
去年9月21日，宾阳县法院给莫树银作出回复，在回应“被害人称未遭奸污”时称，“这些证明材料只是信访人莫树银提供，对其合法性、真实性不能采信”。
该回复称，经查阅案卷材料，受害者莫某某、何某某、谢某某、李某某在向此案办案人员和上级法院办案人员陈述案件事实时，都是她们各自向办案人员所作的陈述，她们各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次陈述的案件事实前后都是一致的，均认定莫树银分别对她们实施奸污行为，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办案人员在当时也都是按照办案的程序调查取证，办案人员没有违法取证。宾阳县法院认为，莫树银所称“受害者澄清”不是事实。宾阳法院据此不支持莫树银要求复查、重审、平反的请求。
今年1月13日，宾阳县法院调研室有关负责人在请示领导后向京华时报记者表示，此案已归档，根据规定，只有当事人或其律师可以查阅，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满，可通过法律途径申诉，目前法院没有最新回复。对有无找4名当事女生调查，当年判决的证据是否仅为口供、被侮辱的3名女生是否有真名实姓等问题，法院都没有回应。
目前，莫树银暂未就此案聘请代理律师，其子表示，父母曾多次要求查阅案卷，但除了白皮档案什么都没看到，“连具体案情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被侮辱的3名女生是谁，我们会继续申诉。”
专家
法院应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197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刑法》出台。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表示，虽然1977年判案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也需要相关证据，比如被害人、被告人、目击者的口供等，能提取到物证的也要有物证，但证明标准没有如今严格，量刑也主要依据当时的单行法规。
洪道德教授称，如果此案有不可信、有疑问的证据，法院就应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卷宗显示，当年这4名被害人的说法说得很清楚具体，即使她们现在换了说法，法院也可以不采信。他建议，既然法院称4名受害人曾有过被告人对她们奸污的说法，就应该由被告人委托的律师查阅案卷，查看到底有没有可以证明的证据。
他认为，虽然当年判案的标准没有现在严格，但也应该按照现在的标准去审查过去的定案，署名“革命群众”的群众来信不能算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