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两周年的日子。两年来，因为法律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保护，“被精神病”的现象基本消失了，各种诊断、治疗更加规范。但是，“进”的门守住了，“出”的门却无法彻底打开，记者在市精神卫生中心采访发现，约有20%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痊愈后却仍滞留在医院里，面对着不被家人接纳的困境。如同今年4月黄晓明、刘青云联袂演出的那部热门影片《暴疯语》，一个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困难重重，而现实的“画面”比影片更加灰暗。
有家不能回，他成了“负累”
五年前的今天，冯亮（化名）就该出院了，可是没人来接他。
今年59岁的冯亮三十年前因精神分裂入院，母亲是他唯一的监护人，从那时起，他的哥哥、姐姐便与他断绝了来往。经过漫长的治疗，冯亮的各项指标终于回归正常，医院通知他母亲来接他出院时才意外得知，他母亲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症，不可能接他回家了。此时，多年未曾往来的哥哥、姐姐更加不愿意接受这个“负担”，医院几次催促之后，他们连电话也不肯接了。冯亮在当年患病时误伤了自己的眼睛，双目失明的他生活不能自理，医院自然不敢就这样把他送出门。五年来，医生和护士们不断地从家中为他带来衣服和食物，就像照顾着一个“孤儿”。
市精神卫生中心医教部主任张永东告诉记者，冯亮被亲人不管不顾地遗弃在医院里，是个比较极端的个例，但是医院里的确有近20%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在症状消失后却回不了家，他们的亲人只管交纳医药费，却不愿承担起监护康复的职责。有一位患者的母亲是某高中老师，工作比较繁忙，当她接到医院的出院通知后，不是喜出望外，而是到处托关系找人帮忙，只为了让儿子在医院里多留一段时间。
因为这些患者的滞留，原本就比较紧张的医院床位，流转起来更加困难。
家属不敢接愈后患者回家的现象相当普遍
“医生说他病好了，可是出院后还得继续吃药，这怎么能算治好了呢？以前他发病时就在家里打人砸东西，把他接回家再犯病怎么办？还是留在医院里踏实些。”一名不愿正面接触媒体的患者家属，在电话里如是说。他的担心也是众多拒绝把患者接回家的家属共同的想法。
据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姜桂兰介绍，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起先都会遭到患者和家属的抵触情绪。“大夫，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是患者常说的话。而家属也常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甚至因当下医患关系紧张，总是怀疑医生是为了多赚钱而故意把病情说的很重。
曾有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因失恋诱发精神分裂，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刚有所稳定，家属就不听医生的劝阻急着接他出院回家。结果一周之后，小伙子在家中又出现了幻觉和妄想，挥刀砍死了他的母亲，又砍伤了他的父亲，之后再度入院。但这一次治疗完成之后，小伙子的父亲却再也不愿意接他回家了。“从抵触到拒收，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姜桂兰解释说，精神病患者的阳性症状消失后就可以出院，类似于高血压患者，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回家，但还要坚持吃药。如果第一次出院后坚持服药2-5年，患者基本可以停药。但如果因不按时服药再次复发，则需要终生服药，因此家属的监督管理很重要。有人也正是出于一种畏难情绪，一味地把监管职责推给医院。据透露，滞留在医院里的患者，最多时曾达到收治患者的三分之一。
尽快配套建设社区康复机构
市精神卫生中心社防科主任王立钢则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无家可归”一方面是因为家属有畏难情绪，另一方面也因为目前我市缺乏社区配套康复机构。“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不仅仅需要坚持服药，还需要在一定的场所，通过一些康复设施来促进他们生活技能、社会交往能力的恢复。”王立钢表示，目前我市已将登记在册的2.38万重性精神病患者纳入了社区管理，但这种管理也主要是由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进行随访、查体、康复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全市没有一家社区配备适宜的精神康复机构。如此一来，单纯让患者家属承担起监护康复的职责，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据了解，重性精神病的发病率大约为1%，按我市目前900多万常住人口计算，重性精神病患者大约9万人。显然，现有的床位数和现有的社区管理，都不足以应对这个群体的需要。
《暴疯语》中有一句台词，“精神疾病像一场暴风雨，会落到坏人头上，也会落到好人头上”，寄托的是导演想赋予这个影片的人文关怀。在当下这个“压力山大”的社会节奏下，每个人都有可能罹患精神疾病，因此也需要有更多的关怀倾斜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家人。
链接
杭州为精神障碍患者
建社区康复机构
杭州在各个街道建立起了用于精神、智力残疾人康复的工疗站，在业务上接受市、区精神卫生办公室的指导，为需要康复人员提供工疗、娱疗、药疗和心理健康教育。其中一家工疗站还被改造为“爱心康复会所”，强调精神康复者是以自愿和会员的身份参与会所的工作，以促使其尽快建立起自我价值、目标和信心，尽快融入社会。杭州的社区康复将精神病患者划分为四个管理等级，给予不同的治疗、护理和康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