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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琴岛周刊:青岛,一座环湾港城的前世今生(上篇)

2019-12-23 11:07 作者:马达 来源: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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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达 责编:薛胜吉 美编:李晓萌 审读:王忠良 排版:林艳

刊载于2019年12月23日《青岛日报》第11版

青岛从哪里来,青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青岛的未来将走向哪里?人们常说,这是一座1891年才有的城市,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用历史事实,重新剖析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源头,探讨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个特别令人期待的未来。

1910年代的青岛小港

近代时期的青岛沿海

城市因港而生

胶州湾的形成,对于动辄数千万年计的地质变化而言,真的非常年轻。

如果对于青岛历史进行断代,第一个标志点可以是胶州湾在3000年前的稳定形成。在此之前,无论是7000年前的即墨区金口的北阡文化,还是胶州市的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或是平度东岳文化和莱西肖家庄的遗迹发现,那都是存在于黄河文化的边缘,与东夷的海洋渔猎文化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滨海农(渔)文化。比如我们的先民的氏族名称——东夷“莱”人,其莱字的古意是“种麦子的人”。但是到3000年前的某一刻,整个青岛区域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如果用当今的词汇来讲,应被称为青岛历史上第一次“新旧动能转换”。因为海水的浸渍,沿海出现了大量盐碱地,不适合种庄稼;又因为气候变暖,从北部流淌过来的不稳定的河流,使青岛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难以为继。再加上大珠山和崂山等山脉的阻隔,更是无法形成良好的种植环境。所以,当地种麦子的莱人,不得不形成两种选择:要么向北、向西向东迁移到平原之中,要么选择另外的生活方式。一部分青岛原住民,特别是被两座大山(崂山和珠山)阻挡的原住民,并不像中原文化一样选择“愚公移山”的方式,而是选择了改变自己的生存技能的方式,依照自然环境重新定位并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一,他们把盐碱地变成了盐场。种不出庄稼,那就晒盐;第二,土地因为海水浸渍变得僵硬,需要用坚硬之物进行翻动,一般的选择是开山辟野寻找新的适合的土地。这里的居民却在研究用什么可以造出坚硬之物。他们通过不断地寻找和实验,通过发明冶炼技术,创造出了一种坚硬的劳动工具,被中原的华夏族命名为“銕”。这个字音、意均通“铁”,就是今天的“铁”。是的,莱人最先发明了冶铁之术。莱人的土地上出土的铁器和青铜器,其冶炼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东方发明的冶铁技术,被华夏族所采用使中华文明进入了铁器时代。随着铁器的出现,是劳动工具的革命性飞跃。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3000年前的新旧动能转换。还是那块土地,庄稼不能种的,就去“腾笼换鸟”从麦田变成盐田;土地难以耕种,就“自主研发”加入科技动能,用“銕(铁)”这种“黑科技”给旧有产能带来“新生命”。

因为已经把粮食生产居于相对次要地位,而盐本身不能食用,是属于可以交易的物品;青岛地区又因为被大珠山、大泽山、崂山等环状山地阻隔,没有良好的运输条件,我们的祖先莱人,不得不去选择一个全新的方式——建港出海,从海洋中获得生路。

现在从西海岸到即墨金口的广泛的湾口、滩涂、码头,在3000-2000年前,曾经被起过多个名字,幼海、少海、淮子口、琅琊等。这其中,以琅琊最为著名。

也因为琅琊古港的重要,所以这座港口这座城也就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485年,发生在琅琊的齐吴黄海海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海上战争。这场海战,事实上也是中原华夏民族在与东夷民族融合之后,与东南百越民族的一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决战。齐国依托琅琊港口的优势,以逸待劳,又训练本地渔民参与防守,一举将企图兼并齐国,继而称霸中原的吴王夫差赶回了吴越之地。

齐国为了能够有效防御南方渔猎民族,从琅琊向西修建了一条防御工事,就是今天的齐长城。有趣的是,这条长城是中国唯一的一条“抵御南方”的长城。今天,在青岛的西海岸还有齐长城的遗迹。

虽然齐吴海战夫差败退,琅琊港的声誉却启发了正在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因为这场战争,齐、吴两国国力大减,越王勾践趁乱偷袭,以迁都北上寻找更繁华之地为目标,破釜沉舟,带着部队、百姓北上琅琊。这场以“迁都”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公元前472年,所走的路线大部分是海路。在北上迁都之时,“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定都琅琊,这也是青岛历史上唯一一次成为地方政权的首都。越王勾践带来了大量越国人口,与本地齐国琅琊人形成了深度融合,使江浙地区文化与齐鲁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度民族融合。

越王勾践在定都琅琊后,曾告诫其子太子兴说:“从穷越之地发展到跨江涉淮的这份霸业,一定要慎之又慎得守住。”自越王勾践至越王于亲,经历八主,皆称霸,历二百二十四年。但后因大时代所迫,退回江浙,也带回江浙大量齐鲁文化基因。事实上,青岛的这个琅琊港,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大融合中,是以“中国最初的航海中心”的形式屹立于西太平洋。

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锦上添花”地三次东巡琅琊,并“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琊台下”。“黔首”是指除了奴隶、刑徒之外的自由民。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力量,解决了琅琊港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又为琅琊港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使琅琊港一举成为当时这个本只是“齐东境上邑”的港口,一跃变成当时的经济发达、文化交融的沿海大都会。当时有一个数据,战国时期天下最大的都城是“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的齐国临淄,有七万户,而秦始皇直接移民三万户“自由民”至琅琊,并免除这些自由民十二年的徭役。这对于徭役负担极重的秦朝,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移民政策。当时一户一般不少于五人,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五万移民进入琅琊。再加上本地居民,人数应不少于二十万人。这些“自由民”用三个月的时间,修筑起了琅琊台。

青岛这座城市,在酝酿萌芽阶段,用四个字形容,可谓“因港而生”。

城市更是因港而兴

在公元70年时,发生了一场青岛地区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地震。这场地震造成了青岛大量人口损失,一度成为不毛之地。在这地震之后,青岛这块区域,从最初的繁华,变成了一块对华夏正史而言并不引人关注的地方。比如崂山,在此时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被称为“牢山”。

其实,最早有关从青岛远航的记录,在那场地震前数百年就有。最著名的是秦始皇相中的徐福东渡求仙药的历史事件。之所以称之为“事件”而不是“传说”,是因为徐福确有其人,而且从近几年的考古资料以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学者的反复印证过程中,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徐福,应该是从青岛出发的最早的找到东北亚近海航路的“航海家”之一。

这条航路大致应该是这样的:从琅琊港起航,经过灵山湾和胶州湾,再沿海岸线向东北航行至山东半岛东端,然后继续向西,沿山东半岛北岸到芝罘(烟台)。此后的航线大致上从山东半岛北岸到蓬莱,再从蓬莱经庙岛群岛航行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然后沿海岸线抵达鸭绿江口,再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过朝鲜海峡西水道(釜山海峡),至对马岛、北九州海岸,再进入濑户内海,然后沿大阪海湾南行进入纪伊水道,最后到达熊野滩。

在今天,日本新宫市临海处有“秦徐福之墓”,而富士山又名“蓬莱”,以及遍布日本的徐福会,正是对徐福东渡日本的佐证。而对于青岛而言,印证了一个重要事件:至少在秦朝之前,我们青岛的先民已经形成了一条从中国途经朝鲜、韩国到日本的国际航线。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青岛“邮轮经济”和“远洋经济”的最初形态……

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开眼看世界的港口,不仅兴旺了本地,也兴旺了周边国家。从秦末汉初开始,持续了数百年时间,从今天的青岛港到朝鲜地区,一直拥有一条“沿岸水行”的路线,这条航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一条技术、文化对外输出的生命线。尤其是汉朝内部发生战乱时,法律简易、民风淳朴、人民天性柔顺的乐浪郡(今朝鲜),就会涌入大量来自中原的移民。这些移民以山东人居多,其中有位叫王仲的谋士,为了避祸,从不其海口出发,“沿岸水行”抵达乐浪,后发展成了朝鲜古代非常著名的“乐浪王氏”大家族。而正史中第一次记载青岛至外国的国际航线,正是《汉书》中对不其王氏避祸乐浪方式的记录。记录的时间为公元前180年。换句话说,二千多年前,我们青岛就已经开辟了“国际航线”。

汉以前,青岛的港城主要地点是在今天的西海岸的琅琊港。汉武帝时,在胶州湾两侧,形成了三港并立的局面,不其、东莱两个新港城出现。一个胶州湾,出现三个港口,在那个时代,只有希腊的雅典、克里特、斯巴达区域才有接近的规模。汉武帝三次巡幸琅琊、不其,其中两次乘船而来。当时的场景被描述为“舳舻千里”,就是船首尾相接,好像绵延千里看不到尽头一般。

青岛之所以在那时就能成为国家级军港,其中重要原因来自于领先时代的造船业基础。在当时领先世界的船尾舵、船横隔仓、舟船钉接技术,已经在青岛的“潮湾”、“老湾子”等秦汉时期的造船厂遗迹中被发现。利用桅杆的转动来调整船帆的用风面,使船可以在各种横风与斜风中穿行的能力,使青岛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了造船业的中心。

由于海上交通和航海技术的日趋完善,再加上掌管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的四时主祠位于琅琊,必然形成本地认知的“化学反应”。公元前104年,太史令司马迁等上奏汉武帝“颛顼历,历纪坏废,益改正朔”。因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书同文,车同轨”了,但是历法并没有统一。夏朝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商朝以阴历十二月为岁首,周朝以阴历十一月为岁首,而春秋战国后,每年元旦是哪天,一个国家一个说法。比如秦朝和汉朝初年,以颛顼历为基础,就是以阴历十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到了汉武帝时,各种历法已经毫无准确可言。青岛人徐万且,得汉武帝之令,与他的同仁一起,研发出了高精度天文仪器,并研究历朝历法的得失,第一次高精度测算出一回归年应该是365.2502天,并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到了新历法之中,第一次规定阴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第一天,第一次规定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此历法被定名为“太初历”,是第一次较为科学、可以指导农业生产的日历。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各朝,青岛的港口经济仅仅聚焦于东北亚地区。而在青岛发生的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促成了青岛作为更广大海上交通的重要节点地位的实现。

距今1607年前,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取经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陆路经过葱岭前去,在印度,得到了当时印度君主的热情接待。14年后,携带经卷海路返航。因为遇到风浪,本来计划在广州登陆的法显,顺着海流一路北飘,直接漂到了当时名为长广郡的青岛才登陆。

时任长广郡太守的李嶷,请法显到不其城讲经说法。青岛成了法显取经后的第一个传授地。法显是一个有心人,在他的十四年游历中,用心记录了整个过程,完成了一本流传至今的著作《佛国记》,是中国最早的西行取经的传记作品。而这本作品的最后一个章节,是讲述他如何从多摩黎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乘船回国的,从多摩黎国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遭遇风浪90天,又到达椰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又遭遇风浪……漂流到栲栳岛(今青岛崂山附近)。本来,这个记录只是法显为了彰显求得真经的不易,但却成了中国历史上跨时代意义的第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份航海日志和航海图志。在此后的近千年时间,中国的国际远航者,就是根据这份最初的航海图志原本,顺流而去,拉开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青岛,也成为了第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跟随“法显海图”践行海上丝绸之路的后人,在唐宋年间,达到了高潮。中国的沿海先民,开拓了两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航道,一条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从胶东半岛东行连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另一条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从江浙闽广下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西亚和非洲。当时的青岛,已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和目的地。

1396年前,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唐太祖李渊注意到今天青岛的位置已经成为朝鲜、日本等国家遣唐使和海上国际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的事实,决定在密州的胶州湾北岸设立板桥镇。当时的板桥镇,国际交流已经呈现井喷之势。板桥镇口岸经常停泊来自新罗和大唐的官方使船,并且在胶州湾两侧出现了名为“新罗村”“新罗坊”的朝鲜人集聚区。并且港口经济已经发展出了港口群的高度集聚,顺着胶州湾,形成了以板桥镇为主口岸,大珠山、崂山、田横岛等多个卫星口岸。在这里出现了使臣、僧人、客商、留学生络绎不绝的场面。当时居住在青岛的新罗人有数千人之多。大概当时的青岛老百姓在问路的时候,首先得先问:“君会说大唐话否?”位于朝鲜半岛西侧的百济国,也派了大量使臣、商贾、留学生往来于两国。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历史中成了第二代“徐福式”的传播者,把学来的大唐风尚,再从百济出发,传入日本,扮演了日本文化开创者的角色。

唐代在青岛的海船造船业,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继承汉代发明的舟船钉接技术,又融合了传统榫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海船的抗风浪能力。在那个时代,乘坐帆船远航日本去游历,已经成了国际旅行的重要项目之一。其实现代国际邮轮上有的大部分功能在唐朝都有了部分展现:《唐语林》卷八记载,“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乐声,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船发海路必养白鸽为信。”可以看出,当年的“国际邮轮”,一定已经有了演出表演场所,还有优质的服务队伍,甚至还考虑了海上通信技术,用白鸽报平安信,虽然慢了点,但足以看出唐朝的青岛母港,其航海已经做到了产业分工明确、服务质量过硬、客户体验优良的高质量。

这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也非常繁华。大量纺织品行销日韩,来自青州的仙纹绫、密州和登州的赀布、兖州的镜花绫、曹州的绢绵和齐州的丝绢等,行销日本、渤海国、新罗等东北亚国家,获利丰厚,而进口的大多是如药材、海豹皮等基础原材料。这像极了今天的贸易场景,只是当时我们所出口的产品往往是高端消费品。可能当时在日本奈良街头,哪个日本姑娘穿上青州的仙纹绫,就像我们今天美女们穿上日韩欧美的大牌服装一样的“拉风”吧。对了,青岛港口还转运了来自南方丝绸之路的服务于阿拉伯、印度的商品。比如近些年在青岛出土的唐朝的外销瓷器,其图案是为波斯人定制的。原来,这种“来料加工”“来图加工”的代工业务,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如果说唐朝的板桥镇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到了宋朝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板桥镇一跃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成为东方丝绸之路唯一的大港口。

宋朝庆历朝以后,由于宋与金对峙,朝廷严禁登州、莱州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贸易往来,今天青岛的位置被凸显出来。在航海、造船技术发达的前提下,除了传统航线外,还开辟出了由板桥镇出发,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的直航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航程短,若顺风,一夜可达朝鲜,这又进一步加速了商业的聚集。特别是在1088年批准设立继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和杭州之外的第五个具有今天海关功能的市舶司后,更是突飞猛进发展,成了宋朝北方边界上唯一一个海上贸易中心。

从1088年设立板桥镇设立市舶司到1217年金朝禁止了板桥镇的贸易功能之间的129年,是青岛城市格局形成的时代。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在这个时间,青岛,可谓“因港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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