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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杀日寇震惊世界 抗战救国中僧人那些事儿

来源:《中国佛教近代史》 作者:释东初 | 责任编辑:细浪 2014-07-08 16:38:37

僧侣杀日寇震惊世界 抗战救国中僧人那些事儿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图片来源:资料图)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项变通办法办理,兹录杜处长原函于下:

    “太虚法师道鉴:昨奉大函,敬悉一是。关于僧道受训一事,本部业经顾虑事实,缜密研讨,规定变通办法四点如下:

    (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

    (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

    (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以上四点,与尊兄虽稍有出入,而迁就事实之用心,已无二致。法师领袖全国佛教,尚希善为倡导,树之楷模,务使全国僧众,对兹非常时期管教养卫之训练与义务,不甘后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复。顺颂道安。杜心如谨启。七、二十二。”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佛教僧侣训练,则以江浙为最多,训练课目,则有担架训练、救护训练,包扎训练、医学常识训练、军事基本动作,及班教练、连教练,最后亦有操枪训练等课目。服装仍着僧装,唯属短装。学课方面,则有三民主义、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训练时间,约一个半月;所需伙食费用,均由受训学员自己负担,每人五元,不够的数目,则由大寺院津贴。训练教官,均由县政府委派,不领薪金,仅供其伙食而已。

    训练时间虽属很短,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后,上海市、江苏以及武汉各地救护训练,确也发生很大的作用。举其要者:则有“上海僧伽救护队”、“重庆僧伽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重庆佛教徒访问团”、“湖南佛教抗敌后援会”,以及“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等组织。就中以“上海僧侣救护队”、及“陪都僧侣救护队”,都尝参加实际救护工作,而服务时间也较长,成绩也最佳,尝获最高当局传令嘉奖,其它救护队以身边数据不足,无法详述。就中最显著者,简述于次:

    上海僧侣救护队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中国佛教僧众,同属国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于是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分队以上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上海慈联会函聘。

    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对国难当头,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大勇、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至足感人。当时上海中外舆论,以“战神之敌”四字赞扬他们。沪战三个月中,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当上海撤退时,因为伤员太多,无法收容,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佛教医院”,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第二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全被日寇占领。于是,救护工作,从战场移转到病房,全体队员,都充当看护,将医好的将士,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继续杀敌。这时,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医院中,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超渡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原籍安徽,那时不到四十。在俗时,原属军人,曾任团长,俗名杨超,出家后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变,上海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后经宏明建议,乃改“防护”为“救护”二字,正式组织“僧伽救护队”。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僧伽救护队,也就随军后撤,沿长江步行到汉口,预备集中汉口,并拟分派一队到徐州前线工作。

    那知,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到汉口后,本想再接再厉,集合汉口僧伽训练,再办一所“佛教医院”,就因此遭人诬陷,竟被关了三个月,虽说是非已经澄清,原属“莫须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击,也就心灰意冷,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于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于是一部份队员,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份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读书,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咬着牙脱去袈裟,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宏明法师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闭关,未几,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条命,可算为抗战而牺牲,而上海僧伽救护队,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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