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从衣食住行到文娱消费,每个人都切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福祉。从今天起本版将推出“亲历变迁”栏目,用光影记录普通百姓生活变迁,反映经济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展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
从个体裁缝、服装销售、办厂制衣,到创立海派旗袍品牌,上海蔓楼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裘黎明全程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人穿着的变化,并顺势而为地成就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喇叭裤。(图:人民日报)
瞅准商机:丢下铁饭碗、摆起缝纫摊
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裘黎明,笑称“一出生就赶上了缺衣少食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男女老少都是一身蓝黑灰的卡其布。谁有件绒布大翻领上装,再配条收口的线裤,或者的确良衬衫口袋里放包牡丹牌香烟,就算“有腔调了”。
家里孩子多,裘黎明小时候穿的大多是哥哥的旧衣服。裤子短了,用颜色相近的布料接上一段还能凑合一阵。好不容易轮上穿件新衣,为了耐磨多穿些时日,母亲还要在裤子膝盖处来回绗上线,就像补丁一样扎眼。
上世纪80年初,裘黎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机电厂当学徒,每月工资只有十几元。生性不安分的他发现,上海人精打细算,为了省点手工钱,不少人会买布料请裁缝裁好裤样,再自己回家缝制。个体裁缝裁一条裤子7角钱,一天裁上20条,收入就赶上工厂一个月工资了,是个“来钱的活”。和母亲一说,却讨了骂,放着好好的国营单位“铁饭碗”不要,摆啥摊头!裘黎明带母亲去裁缝摊,看到顾客盈门,又经不住儿子好说歹说,母亲才松了口。
跟师傅学了个把月,裘黎明在上海虹口一家书场改建的市场里租了个摊位,进面料、裁裤样、迎客人,样样事情自己来。他的精明能干被附近国营百货商店的领导看在眼里,主动找上门来,将一家经营不善的电器店交他承包。裘黎明将电器店改成服装店,从全国各地进货销售。彼时,福建等东南沿海的私营服装企业紧盯香港流行驳样仿制,虽质量常被诟病,却领风气之先。
2017年,裘黎明(右一)在向旗袍非遗传承人金泰钧(左一)学艺。(图:人民日报)
需求升级:从单品流行到时尚个性
1988年,社会上掀起一阵“抢购风”。“那时候,真是什么东西都好卖”,裘黎明第一次见识了老百姓消费需求的释放。因为好货难求,裘黎明索性在地下防空洞里办起了制衣作坊,自己设计、生产和销售。几年后,作坊搬到浦东升级成工厂,其自有品牌服装也走进了南京路、徐家汇的大商厦。
上世纪90年代初,服装行业逐渐有了流行的概念,但产品停留在同质化阶段。服装面料以化纤为主,以廉价取胜。裘黎明记得,自己厂里一款最畅销风衣的售价是29元8角。
“当时,走的是单品跑量的路线,一个爆款的销售量轻轻松松就过10万。”上海流行过一款叫“高姿衫”的腈纶长袖打底衫,所谓款式变化仅仅是领子的长短——半高领或者翻领,再配上十几种不同颜色。“好卖到什么程度呢?店员不需要招呼,把衣服堆在柜台上,顾客自己挑三种颜色到账台结账。”类似爆款,还有后来成为时尚人士嘲讽对象的踏脚裤。
匆匆数年,新世纪来临时,城市百姓突然发现,不再发愁没衣穿,而是发愁衣柜塞不下——每家都会有几件买来后就没拆封的新衣。服装面料向真丝、羊毛等转变,款式开始讲究时尚个性。
1990年,一位女士在广州西关华贵路的裁缝店里定做新潮时装。(叶健强 摄)
传承创新:标准化生产、精准化定制
2001年,APEC峰会在上海召开。各国领导人在开闭幕式上的“服装秀”引发了国人的“唐装热”。一位前来应聘求职的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缠着裘黎明游说了两个月:“中式服装前途无限。”裘黎明拨出30万元放手让其一搏,没想到从此走上海派旗袍的传承创新之路。
“旗袍是东方传统审美和西式裁剪技术碰撞的产物。”裘黎明说。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举行,让中式服装市场上了台阶。裘黎明创立了针对不同年龄和风格的4个旗袍品牌,按标准化生产,在全国17个省市区拥有60家专柜和专卖店。
引进3D打印技术,在6万个有效样本的数据基础上,蔓楼兰开发出旗袍高级定制设备。每件定制旗袍最少采集28个身材数据,制版时间缩短到最快24小时,嵌线缝制精度可达1/10毫米。47人的设计师团队,以每天两款的速度推出新产品,每个款式的批量在300至500件。尽管有电商冲击,尽管有来自国际品牌的竞争,尽管每件旗袍的均价在4000元,公司销售仍保持每年增长态势。
2017年7月,裘黎明拜“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金泰钧为师。金老亲历了旗袍从满族衣饰向时装迁移定型的过程。已至耄耋的他和裘黎明在旗袍的发展理念上没有代沟:“海派旗袍要传承,更要提高,要走生活化、时尚化道路。”而裘黎明则感动于老先生身上承袭的服务意识,“就连量尺寸时视线放哪儿都有讲究。”技术可以迭代,专业精神不变。
看着身边的人,从7毛钱裁条裤子,到花几千上万元定制旗袍,裘黎明说:“改革开放让这一切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