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成绩来之不易”研究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学者这样看

贝淡宁：一个月前，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英媒撰文称，中国在此前只是关闭了武汉飞往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却仍然开放武汉直飞欧美各大城市的航班。言下之意是：中国有意向境外“输出病毒”。我惊讶于他竟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最近的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重复了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从我2月初在中国旅行的亲身经历中，我知道我们必须填写表格，澄清是否接触过来自武汉或湖北的人。因此，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允许从武汉起飞的航班飞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要求弗格森拿出证据。他寄给我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和飞行记录，他声称这些都支持他的指控。经过我对他所给出的证据的核查，事实上没有证据支持他的说法。在我们的邮件往来中，他没有承认错误。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所以我在博客上公开了这件事，最后弗格森被迫承认，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即中国在“封城”后还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世界其他地区。我知道这会破坏我和弗格森的关系，但有时候真相比和谐更重要。

贝淡宁：人是群居动物。住在社区，与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交流和互动，这对于人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所以隔离在心理上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好在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隔离了。在中国，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当世界其他地方处于“封锁隔离”（lockdown）状态时，我在上海的状态当然值得庆幸，但我也为世界上其他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人感到担心。我的家乡蒙特利尔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目前还不清楚我的家人朋友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当地时间5月4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网站发布了一项英中美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物干预措施不仅遏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

贝淡宁：总的来说，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与许多国家比，中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少些。这样的成效是面对未知病毒的突然袭击、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取得的。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得好。中国也应该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尽最大努力确保疫情在未来得到控制。中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越南和韩国等国家在某些方面做得也很棒。中国文化善于疏导，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对立。当然，对于那些公然妖魔化中国的错误言论，也要加以揭露。

贝淡宁：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认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有抗击SARS的最近经验；因为他们很自然地意识到：当社会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威胁时，需要强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政府提供秩序；当然也因为儒家思想的遗产：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服务于家庭和社会。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即便在危急时刻，也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隐私，他们会发现这样行事会让抗疫更加困难。

98岁高龄的胡汉英患者从武汉雷神山医院治愈出院。（陈亮 摄）

中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因素，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借鉴。比如儒家讲的孝道，即尊老敬老。这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危险，但中国人尊敬老人，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控制这种疾病。相比之下，有些国家提出“群体免疫”之类的想法，暗示许多老年人会为了社会其他人而死。这样的想法在重视孝道的国家是行不通的。同样，问候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人们通过亲吻和触摸来互相问候。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人们更强调鞠躬、拱手等“远距离”问候的方式，这也有助于抑制疫情的蔓延。

贝淡宁：大部分的西方人都会用西方的民主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说不，我们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有很强历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我此前写作的《贤能政治》一书，就是希望可以让西方人跳出民主VS专制这类教条的思考框架，同时也鼓励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在我与合著者汪沛的最新著作《正义层秩论》中，我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社会层级（Social Hierarchy）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重要。

5月6日，新加坡独立民调机构Blackbox Research发布了一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政府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在全球23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最高，而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疫情应对普遍感到不满。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以这次抗疫为例。中国的中央政府从1月下旬开始实施了艰难而必要的措施，最终控制住了疫情。我确实认为，中央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有力行动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当然，也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官员的能力和美德，给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士更大空间。

贝淡宁：选举民主制的一个内在缺点是：相较于反躬自省和解决问题，通过妖魔化对手和制造敌人，往往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这种缺陷在大选期间尤为明显。在美国，为了获得选票，“抨击中国”几乎不可避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领导人在当选后变得更加理性。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不应该玩他们的肮脏游戏。我们应该保持谦逊，并致力于与理性和有才能的人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如应对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等等，为别的国家树立好的榜样。

贝淡宁：确实。对于美国这样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来说，要促进全球合作、造福世界要困难得多，因为它们需要不断满足其选民群体的短期利益。但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作为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厚家庭、社群和工作关系的永久中国居民，我为我们的国家采取措施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抗击疫情而感到自豪。这是赢得世界信任的重要途径。未来，中国还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规范人工智能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