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死亡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折磨后，幸存者并没有真正开启全新的生活，大脑认知功能障碍、失忆、关节疼、肌肉疼，仍在摧残他们。

    约瑟芬·卡瓦腆着大肚子从埃博拉治疗点走了出来。2014年8月，她的膝盖开始出现剧烈的疼痛，每走几步路就感觉自己要倒下。她蹒跚地搬进了蒙罗维亚(利比里亚首都)附近的白色帐篷中。

    约瑟芬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治疗点去世的。护士用白色运尸袋将她母亲的尸体带走，尸袋上还工整地写着母亲的名字。除了母亲，她的父亲、阿姨和叔叔都死于埃博拉。但是，约瑟芬从病毒感染中幸存了下来。很快，她的孩子即将出生，约瑟芬已事先为她的孩子想好了名字，叫作“奇迹”(Miracle)。

    约瑟芬是利比里亚1500名埃博拉幸存者之一。与约瑟芬一样，幸存者们大都遭受失忆、关节痛、肌肉疼痛和眼疾的困扰。这可不是孤立事件和含糊的报道。今年2月，利比里亚的流行病学家莫索卡·法拉赫在波士顿的一个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幸存者研究的结果。他说，一半以上经历过急性感染的病人都患有肌肉和关节疾病。三分之二的病人有神经系统的问题，而60%的病人在感染埃博拉后一年左右出现了眼疾。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埃博拉突发公共事件已经在今年3月结束，但是，幸存者们却患上了医生所说的埃博拉后遗症。

    A。埃博拉身后的幽灵

    约翰·肯尼迪医疗中心位于蒙罗维亚，中心一条长廊的尽头就是法拉赫的办公室。法拉赫是在利比里亚的贫民区长大的，在哈佛大学接受训练后，成了流行病学家。当初他是治疗方法和疫苗测试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项目是为了在埃博拉肆虐的初期，找到应对的办法。他对幸存者的研究，也是从这个项目开始的。

    201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利比里亚卫生与社会福利部联合建立了利比里亚研究埃博拉疫苗的合作项目机构(PREVAIL)。然而，等到最初的疫苗安全测试完成时，利比里亚的疫情已经有所缓和。感染埃博拉的人数比预期少了很多，所以第一阶段的研究缩减为只检测疫苗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而不检测疫苗预防埃博拉的能力。科学家转而将资源投入到对埃博拉后遗症的研究上。大量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西非埃博拉幸存者，研究他们身体和心理遭受的折磨。法拉赫被任命为利比里亚的研究负责人，他的关注点也从埃博拉疫情应对转变到了感染埃博拉后的幸存者。

    自从2015年6月开始在利比里亚开展幸存者研究后，利比里亚1500名埃博拉幸存者中有1000多人同意参与研究。按照研究规划，幸存者在5年的时间内，每年都要接受2次健康检查。每位幸存者需要带4位朋友或亲戚前往研究点，陪同者都是与病人接触密切但是没有感染埃博拉的人。法拉赫说，他希望能招募6000名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作为对照组，这能帮助研究人员区分，哪些病症是由埃博拉后遗症引起的，哪些是普通利比里亚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法拉赫在2月份公布了这项研究的初步结果，数据并不乐观：在大约1000名参与研究的幸存者中，有60%的人患有眼疾，53%的人说他们感到肌肉疼痛和关节痛，68%的人称有神经系统的问题。法拉赫的团队深入研究了病毒在神经系统中产生的影响。在今年4月举行的一次神经学会议中，他们报告称有近四分之三的埃博拉幸存者受到头痛的困扰，72%的幸存者有抑郁症，一半以上的幸存者出现了失忆和行走困难的症状。

    B。让人困惑的损伤

    这种困惑在另一种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上也曾出现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研究人员对HIV的威胁迷惑不解时，他们试图通过在其他疾病上积累的经验来认识和研究这种病毒。拉温德拉·纳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神经科学家，他与法拉赫有密切的合作，他说，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埃博拉病毒上。

    在过去30年间，纳特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大脑感染。尽管埃博拉不是HIV类的逆转录病毒，但纳特相信，通过科学家对HIV和感染HIV后身体反应的多年研究，应该可以逐步了解埃博拉是如何影响神经系统的。“埃博拉的研究受益于HIV的研究。很多研究埃博拉的人都是HIV的专家，所以我们很快就将前期积累的知识和技术运用到了埃博拉病人的研究上，”他说。

    纳特想知道，埃博拉幸存者的神经症状是病毒直接引起的，还是由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应答造成的。以HIV为例，这种病毒感染大脑内的免疫细胞(巨噬细胞)后，会促进细胞因子的释放，而细胞因子是对神经细胞有毒性的小分子蛋白。在研究猴子时，研究人员发现埃博拉会感染巨噬细胞，同时引发大规模“细胞因子风暴”，而细胞因子是细胞间的化学信使，能引起炎症反应。

    当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在HIV上积累的经验解释埃博拉如何影响大脑时，另一批科学家则试图根据其他病毒的研究经验解释别的症状：埃博拉幸存者出现的极度疲乏。研究显示，在经历急性疾病后，四分之一的登革热病人都会感到疲乏。这种症状也许就是炎症细胞因子造成的。它们能作用于大脑内的受体，在感染结束后引发疲乏和食欲减退的症状。

    C。病毒的藏身处

    对于很多埃博拉幸存者的眼疾，专家表示，这也是机体对病毒进行免疫应答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即使在血液中被清除很久后，病毒还能在眼睛内复制。眼球为病毒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使它能躲避免疫系统的干预。研究人员曾发现，有一位幸存者的眼球里充满了埃博拉病毒。2014年9月，在塞拉利昂工作的美国医生伊恩·克洛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从一家美国医院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就觉得左眼十分疼痛，眼睛的颜色也从蓝色变成了绿色。当医生将一根针插入克洛泽的眼睛时，他们发现，眼球中的病毒数量比几周前血液中的还要多，而当时他已濒临死亡。

    眼球并不是埃博拉唯一的藏身之处。睾丸、中枢神经系统和关节软骨也能成为包括HIV在内的多种病原体的庇护所。当免疫系统向外来入侵物开战时，身体有些关键结构可能会被免疫反应误伤。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炎症侵袭，它们会采取抑制免疫的行为(释放免疫抑制分子或者制造物理屏障)。这些措施成了病毒的保护伞。

    如果睾丸为埃博拉提供了庇护所，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幸存者在症状消失后，还能在精液中检出病毒，并且还能持续好几个月。在西非疫情开始暴发时，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人们，在埃博拉病毒血液检查呈阴性后，至少还要留意3个月，期间只能进行有保护的性行为。这个建议源自1995年刚果疫情中的一个案例，当时幸存者距离首次出现症状已经有82天，医务人员还是在他的精液中发现了病毒。

    西非疫情期间，埃博拉病毒在一些幸存者的精液中存活的时间变得更长了，可持续到急性感染后1年左右。在波士顿的会议上，法拉赫强调了这种现象，还报告了他们在利比里亚的发现。在急性感染18个月后，他们仍在幸存者的精液中发现了病毒。还有一些情况更麻烦，虽然病毒从一些幸存者的精液中消失了，但在随后的1年中，又出现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男性埃博拉幸存者需要在感染后1年内都实行安全的性行为，而且他们还需要定期复查精液里病毒的情况。

    在蒙罗维亚的办公室中，法拉赫还有一份女性患者的档案，她的儿子在2015年11月死于埃博拉。报告显示，这家人没有与埃博拉病人或幸存者接触的任何记录，但是法拉赫相信，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这位母亲可能与一位埃博拉幸存者发生了性关系，而她没有意识到埃博拉病毒是她在感染后传给儿子的。

    法拉赫此前研究过一个案例，这个例子最有可能表明疾病是通过性交传播的。2015年3月，有一名女性死于埃博拉感染，研究人员发现，她曾与6个月前从埃博拉治疗点走出去的一位男性发生过性关系。这名男子的血液检查呈阴性，但是在精液样本中仍然检测到了埃博拉病毒。

    D。绝望和无助

    在约瑟芬离开位于蒙罗维亚的埃博拉治疗点后，她就在丝茅勒塔斯村的家中生活。那天午夜，她突然惊醒，让她醒来的不是噩梦或者头痛，而是腹部的阵痛。她爬起来去卫生间。可是，当她擦拭身体的时候，却看见纸巾上全是血。接着她的羊水就破了。“奥菲莉娅！”她叫唤着姐姐的名字。她们打电话想叫救护车，但是没有救护车能出车。她们给蒙罗维亚的一个无线电台打求助电话，却依然没有人来。

    约瑟芬在卧室里来回踱步，在感到腹部像是快被撕裂开时，她会停下来用手撑墙站着。到了早上5点，她裹上一条栗色的拉帕(lapa，利比里亚一种传统的围裙样的织物)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房间。如果没人上门来帮她，她只能到街上去寻求帮助。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整个村子都还在睡梦中。随着她大声叫喊，村里的妇女们纷纷走出房间。“帮帮我，请帮帮我，”她哭着喊道。但是没人愿意靠近她，人们都害怕接触这个几天前才从埃博拉治疗点出来的女人。当她走到土路拐角处的房子时，就再也走不动了。她倒在地上，背靠着墙，感觉婴儿就要从两腿间生出来了。

    有5位妇女解下拉帕，朝约瑟芬走来。她们在约瑟芬周围围成一个半圆，好让围观的男性看不到她生孩子的过程。约瑟芬一边用力一边嘶喊着。“奇迹”诞生了，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但是当她想把这个安静的孩子抱在怀中时，却发现“奇迹”并没有呼吸。

    没人接近约瑟芬。这些女人看着她摇晃着她的孩子，呜咽着将孩子抱在胸前。只有她的兄弟走到身边，将“奇迹”从她怀里抱走，用一条黄色毛巾把婴儿和胎盘裹了起来，准备埋掉。

    约瑟芬的母亲生前是一名助产士，也死于埃博拉感染。“为什么她现在不在这儿帮我？”约瑟芬十分痛心。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的问题随之而至：是埃博拉杀死了“奇迹”，还是没有人帮助约瑟芬导致“奇迹”未能顺利活下来？如果救护车来了的话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吗？病毒是否还潜伏在她体内，这些潜伏的病毒会危害她将来的胎儿吗？

    约瑟芬也参与了幸存者研究，在拜访肯尼迪医疗中心时，她也向法拉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天下午，她身穿一件露肩的豹纹衬衫，戴着搭配适宜的头巾，坐在法拉赫的办公室里等他答复。

    法拉赫担心子宫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个庇护所，病毒躲在这里的同时，仍会影响幸存者的身体。也许庇护所里的病毒会再次扩散，甚至感染其他人。此外，他也在思索，约瑟芬身为埃博拉的幸存者而背负的压力，是否导致了她在被众人围观，又无人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当街产下死胎。法拉赫考虑到：“当你不能再到市场上卖肥皂，当你得把钱包在纸巾里才能买菜，当你的男朋友因为你是埃博拉幸存者而不再爱你时，这一切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施加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时，又会怎么样？”

    这就是他在思考的问题，可当约瑟芬问他时，他只能说：“我不知道，约瑟芬。我们正在试图找出答案。” 作者：撰文 西玛·雅斯敏 翻译 郭晓

    (本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