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老头儿黄茂生死了，在从看守所回来的第39天，死在他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里。

    那是一座灰突突的木头平房，夹在两幢二层小楼中间。如今，木房的屋檐下卷着两块脏兮兮的塑料布，两孔窗户的18个窗格上，只剩3块玻璃。回到家的老人，最终没能迈过2015年的门槛。

    在外人看来，死亡是天大的不幸，但在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斜江村的不少村民看来，老人能从这样的家中撒手而去，更像是解脱。黄茂生的老伴死得早，他一个人带6个娃娃，“挑烧石灰的石头卖，一担8分钱”。儿时玩伴早已开始安度晚年，这个身高不足1.6米的瘦老头儿，却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

    半年多以前，也正是这些村民争先恐后地在请愿书上签名或摁下红手印，为杀了儿子的古稀老人“求情”。

    村民难以相信好脾气的“茂生哥哥”竟然杀了人

    请愿书写于2014年5月。当月11日，76岁的黄茂生从家里被警察带走，同时一个几乎令所有村民吃惊的消息也在村里传开：黄茂生一刀杀了自己的小儿子黄勇军。

    这个村民眼中“好吃懒做”、“酒疯子一样”的中年人，17年前因盗窃入狱，刑满释放后，一直住在父亲的老屋里，一起住的还有他10岁的儿子。

    后来面对警察，黄茂生回顾了事发当天的情景：39岁的黄勇军和往常一样醉醺醺地回来时，黄茂生没理他继续做饭。“你就整些这些……吃锤子啊你吃！”嫌菜不好的酒鬼边骂边把桌上的碗筷推到地上，破瓷碗摔得粉碎，酱油溅得到处都是，几块姜落在一边。

    紧接着，两个耳光抡在了黄茂生脸上。本想上前跟小儿子理论的老父亲，“心慌了”，顺手掏出围裙口袋里的水果刀，“不晓得咋的”捅进了儿子的左胸。

    面对做笔录的警察，杀了儿子的七旬老父懊悔不已，“以前都忍住了，今天咋就无力了哦”。

    对于老人的这种“忍无可忍”，斜江村村委会的干部们感受最深。

    “黄茂生总到村委会来，我们都去调解了好多次了。”村委会的书记员拿出调解记录，仅2014年就占了满满一页纸。他介绍，黄茂生祖孙俩经常被小儿子打出家门，摔烂碗筷不准吃饭的事情，在老人家里更是家常便饭。解决情况一栏里，“教育”、“交流”、“不准打骂、虐待父亲”等字眼，频频出现。

    为了抚养小孙子，黄茂生在村里开了一间简陋的茶铺，每天收入不足10元。家境好的老伙伴们，常来黄茂生的茶铺打牌，每次留下1元桌钱，有时还送他些旧衣服。他们知道，黄茂生祖孙俩仅靠每人每月200元的低保过日子，很难。

    黄茂生偶尔也会陪老伙伴们玩上几把，同时还得瞅着屋角煤炉上煮着的饭。更多的时候，老头儿给客人倒好茶水，自己坐在门口编筐，“编得很慢的，最大的筐子也只卖几元钱”。

    原本充满欢笑的牌局，经常会被粗暴地打断。喝醉酒的小儿子动不动会掀牌桌，不仅如此，大儿子家二十几岁的大孙子也对爷爷动过手。“把他爷爷揪住摁地上打，我们喊，他才停。”老人们回忆。

    尽管日子过得如此不堪，认识老人的村民还是难以相信好脾气的“茂生哥哥”竟然杀了人。但血案的确在2014年5月11日发生了。

    面对父亲血染的尸体，常年穿着校服的瘦小的10岁男孩儿冷冰冰地说，“死得好。”他在外地打工的伯伯和姑姑们，从邻居那里得知父亲杀死了弟弟后，回答是“走不到（方言，没空）”。给他们打电话的村民回忆，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平静。

    黄茂生被警察带走后，村委会牵头发起了联名请愿：“该死者（黄勇军）与黄茂生系父子关系，长期辱骂殴打虐待父亲，民愤极大，死有余辜，请求宽大处理。”

    一位村干部摁下了第一个手印：“儿子打爸爸，我们都同情老头儿。”

    “怎么是出于同情呢？才不是！老头儿本来就做得对！” 正在镇上药店忙活的药师吼道。

    “该死，他爸爸是无意中杀了他的。” 修理铺外的几个老兄弟说，他们签字时纸上名单已有半页，若非如此，他们愿意第一个签名：“事实就是这样啊！”

    不到一天，请愿书正反两面挤满了200余个名字，连纸边的留白都摁满了鲜红的手印。这封信由村委会递交公安局，又由公安局上交至法院，成为法官量刑时的参考。

    “我没啥可说的，我在里面比外面好，上厕所有人扶，洗脸洗脚都有人端水。”

    但黄茂生一开始似乎没有打算为自己求情。

    法庭上，法官问，“人是不是你杀的”，倔老头儿不假思索地一扬头：“是！”

    “杀了几刀？”

    “记不清楚了！”

    法官感慨，若是一般的杀人犯，即便捅了几刀也要说一刀，争取判得轻一点。“黄茂生只捅了一刀却说记不清楚了，根本没想那些，特别耿直”。

    “老爷子年轻时肯定是条汉子。”办案民警也有同感，“他就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命抵一命”。

    老人则有自己的想法。“我想我老了，七十几了，我还要受娃娃折磨，我咋活得下去呦。”记者找出黄茂生生前在看守所的视频，手机屏幕上的老人抡着胳膊抹眼泪说。

    他的三女儿边看边有条不紊地切着菜，“对，是我们爸爸。”她从墙上取下一块腊肉，一边手脚麻利地搓着，一边喋喋不休着自己的孝顺与大哥的虚伪。

    从她的三层小楼步行3分钟，就能到达父亲的老木屋，一墙之隔的是她大哥家，一幢酷似门市房的二层小楼。

    与妹妹一样，他热情地留记者吃饭，特意抽出50块钱让老婆去买只甜皮鸭，然后有板有眼地说起不堪的姊妹，毫不低调地赞扬自己以一己之力赡养老父。

    村干部口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老人的几个孩子都不孝顺，每年春节都是老人自己在破屋里过，从来没去过哪个儿女家，也没见谁来过”。

    甚至在老人庭审时，他们也没去过现场。

    2014年9月24日，黄茂生杀子案在邛崃市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老人孤零零地站上被告席，颤颤巍巍地扶着栏杆，一下一下地吧咂着牙齿所剩无几的嘴，颤抖着用同一张纸擦着鼻子和口水，有点呆，不惊慌，不失望。

    “当时我们做了很好的安保措施，以为那么多人签字，一定有很多人来。”法官回忆。出乎他意料的是，联名请愿的村民一个都没来，黄茂生的4个子女亦无一人到场，“听说是因为下雨没车”。

    回答法庭讯问后，黄茂生被带回看守所：“我没啥可说的，我在里面比外面好，上厕所有人扶，洗脸洗脚都有人端水。”

    甚至在6次笔录的末尾，对“民警在询问你时有无侵犯你的合法权益”的例行提问，与通常回答“没有”不同，黄茂生6次都说：“没有，你们都对我好。”

    近两个月后法庭宣判，黄茂生犯故意伤害罪，考虑到年满75周岁、认罪态度良好等原因，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老人再没有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一直在争夺父亲老屋的儿女们此时则走了进来。

    宣判时唯一到场的大儿子，飞身上前跪倒在地，搂着父亲的膝盖大放悲声。被闪光灯疯狂拍摄后，满脸泪光地对着镜头表态，“要对父亲好”。

    在电视屏幕上见此情景，村民们哭笑不得：“太会演戏了！”

    在村委委员的描述中，这个“电视上的孝子”连父子10年前签订的赡养标准都没有兑现：“（儿子）每年给予父亲黄茂生粮食一百八十斤米，清油五斤，钱一百元整。”村委委员斩钉截铁：“完全是装的！他对他们老头儿不好！”

    老人的代理律师说，苦了一辈子的黄老头不愿离开看守所，因为“这里有医生给他看病，狱警也很照顾他”，老人唯独放心不下独自留在老屋里的孙子。离开前，黄茂生一再念叨出去要给大伙买烟表示感谢，“我好烟买不起，买便宜的烟”。

    2014年11月20日宣判后，黄茂生回到了杀儿子的老屋，满屋灰尘，独自一人。

    邻居们看见这个流着口水的老头儿独自在门口的井边压水，洗衣服洗铺盖，随后就感冒了。两天后，他的茶铺就关门了，从此再也没开。

    不久后，老人也再没有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一直在争夺父亲老屋的儿女们此时则走了进来。

    他们从老人的户口本中发现的信息，印证了他们的猜测。老人早在2013年1月就悄悄立下遗嘱，将自己的3间老屋留给相依为命的小孙子，并明确写明所有子女不得干涉。

    村干部分析，这也一直是黄家矛盾的根源。“有个大孙子嘛，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份”。

    老人还在看守所里时，无人照顾的小孙子被暂时寄养在隔壁大伯家。一个月后，被送去西藏找妈妈时，早熟的孩子极不情愿：“我走了我大伯霸占我房子咋办？”

    这座被很多人惦记的房子，多年来靠脏兮兮的塑料布勉强遮住棚顶，蛛网和着灰尘结成块状，一坨坨地布满灰突突潮兮兮的家具和墙壁。

    因为杀子事件，这“全村最破”的老屋也变成村里最知名的房子，成为一个又一个报道的背景。各种名头的记者轮番探望躺在屋里的老人、采访“恰好回来”的死者大哥，电视台的记者们则站在与相邻小楼对比鲜明的破旧木房前讲述杀子事件，谴责死者不孝。

    “记者在的时候，都‘爸爸你喝水！’，记者一走就变样了。”理发店主冲拎着大包小包打门口路过的黄家人努努嘴，“他们那家人亲情淡，就钱看得重，但凡有一个管一管，老头儿都不至于那样。”

    曾在黄茂生的茶铺组局打牌的老伙伴们，迅速组成了新牌局，欢笑之余，已经少有人愿意再提起老黄的故事。黄茂生的遗像挂在墙上，他的屋里堆满了大儿子装修房子买进的水泥。他的葬礼在巷子里草草了事，像他活着时一样，没什么人在意。

    提起黄茂生，村民们数出一长串来过村里的媒体名字，然后奇怪地看着中国青年报记者：“人都死了你还问什么呢？”还有人在感慨之余会加上一句：“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旁人不好说。”

    唯一令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看上去那么贫穷的黄老头儿，竟然有1.3万元存款。只是老人的存折没有密码，需要本人持身份证才能取钱。据村委委员说，得知此事的大儿子到村委会声称，自己可以背着已死的父亲去银行取款。大儿子到村委会那天是2014年12月30日，而他的父亲已在12月29日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