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爱云与律师商讨申请赔偿具体事宜。

曾爱云母亲抚摸疼痛的残疾左腿。

曾爱云入狱后，母亲独居在破旧的老屋。

    11月12日，曾爱云向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各项赔偿款共计294万余元，湘潭市中院予以立案。2003年，他在湘潭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卷入一起同门学生嫉妒引起的血案，被误判为杀人凶手获死刑入狱。

    2011年，曾爱云的死刑判决结果在最高法核准时没有通过，由湘潭市中院再次审理。今年7月21日，法院宣布曾爱云无罪获释。但是身陷牢狱11年，曾爱云的生活早已经成了另外一种模样。

    背上杀死情敌的“黑锅”

    曾爱云家住湖南省邵东县野鸡坪镇一个偏僻的农村，曾家也是村里最穷的一户，但是几个孩子却很上进。曾爱云的大哥，是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曾爱云以他为榜样，1997年考入湘潭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本科。2003年，他又在这个学校攻读硕士学位。

    曾爱云知道，除了读书，再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改变他贫穷的命运。然而一切却不如想的那般如意。

    2003年10月，曾爱云认识了同级研究生李霞。彼时，李霞正与恋爱4年的周玉衡闹分手，却与曾爱云互生好感。

    周玉衡并不死心。10月27日下午，周玉衡在校园论坛上发帖称，曾爱云在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好，并将这一消息告知李霞。曾爱云觉得周玉衡在造谣，于是打电话给周玉衡。周玉衡说，自己因为李霞离开，精神趋于崩溃，自己不能没有李霞。曾爱云则表示，愿将李霞还给周玉衡，并约周玉衡在校图书馆门口见面。

    他不知道的是，一场笼罩他和周玉衡的阴谋正在实施当中。

    当晚7点半左右，周玉衡在同学陈华章的搀扶下如期赴约。周玉衡当时站都站不稳，曾爱云有些诧异，但以为这是“精神崩溃”的表现。双方交谈不到五分钟，曾爱云把李霞的手放在周玉衡手上，示意他们和好后转身离开。李霞到底还是选择和曾爱云一起走，周玉衡则在陈华章的搀扶下回了宿舍。11点40分左右，周玉衡的尸体在学校工科南楼外的草丛中被发现。

    据最新的判决书显示，周玉衡是被陈华章杀害的。2003年10月22日至27日，陈华章多次从医院购得安定片。10月27日傍晚，陈华章将事先备好的安定片捣碎溶解，投放在周玉衡的茶杯中。周玉衡饮用后出现药物反应。当日19点28分，曾爱云通过电话约周玉衡在图书馆见面。19点50分，服药后头晕乏力的周玉衡在陈华章搀扶下与曾爱云见面，随后陈华章以周玉衡身体不舒服为由将周玉衡扶回宿舍。21点，陈华章又将周玉衡带到湘潭大学工科南楼308室，用绳子将周玉衡勒死后，将尸体运到楼外。

    经检察机关调查，陈华章因嫉妒起了杀心。他与周玉衡师出同门，周玉衡却更受导师器重。为除掉周玉衡并掩人耳目，他决定嫁祸他人。曾爱云恰好在这时出现，成了他嫁祸的最佳对象。陈华章在日记中写道，“关于犯案，千方百计隐藏，不如嫁祸转移视线。”陈华章决定把这口“黑锅”扔给周玉衡的“情敌”曾爱云。

    为自圆其说，陈华章在审讯时把曾爱云描述成保护自己的“大哥哥”。而实际上，曾爱云是陈华章的学弟，其室友也证实，“两人寝室不在一栋楼，认识却算不得好朋友。”陈华章不愿和人交心，在寝室就安静地写日记，“要强，成绩不错，表面和周玉衡关系很好。”

    事发当晚，曾爱云和李霞曾因联系不到周玉衡，决定出门寻找。寻到工科南楼时，恰巧碰到处理现场的湘潭大学保卫科科长曾祥元。曾祥元回忆，获知死者可能是周玉衡后，曾爱云大喊一声，跪地不起，表情十分痛苦。正因为这样不正常的反应，曾爱云当时被警方控制。

    狱中十一年三次被判死刑

    从2004年9月，他第一次被认定为谋杀周玉衡的主犯被判处死刑，到今年7月被无罪释放，曾爱云先后在湘潭市和湘潭县看守所里度过了4382天，从26岁到38岁。

    曾爱云不记得他在看守所试图自杀了几次，他只是感慨，“想死都难。”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磨尖了一小块铁皮，打算割断自己的静脉。因“下刀”不准，他的手掌被划伤，鲜血直流。还有几次，他是自己放弃了，他不甘心蒙受着冤屈，死得不明不白。赋予他自杀冲动的，是这段蒙冤岁月带来的痛苦与屈辱。在看守所里，死刑犯需24小时佩戴重达十多斤的手铐和脚镣。

    湘潭市中院曾于2004年9月、2005年12月、2010年6月三次判处曾爱云死刑。每次死刑判决一下，曾爱云就要戴上上诉期间摘掉的手铐和脚镣。他无罪释放的希望，在脚镣摩擦的窸窣声中被一次次敲碎。

    此外，手铐和脚镣还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限制。

    两个铁环之间，不过10厘米的距离，中间还有铁链相连。这些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并影响着血液流通。戴着它们，曾爱云多数时候都干坐着，看着灰色的墙壁发呆。他每晚只能侧卧，将双手夹在两腿间，只为了舒服一点。等睡着后，手却会从双腿间滑出。这时，曾爱云就会从手铐压迫血管带来的麻痹感中醒来。

    2010年前后，这种折磨使曾爱云的健康达到最低谷。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在感冒，不时伴有发热。曾爱云日渐消瘦，面色苍白，双颊凹陷。他总是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那时候敲自己的肋骨像是在敲空管子，能发出清脆的回响”。

    曾爱云说，当时他很绝望，曾发狂似的用手铐砸看守所的门，对法官破口大骂。他每日都想着无端诬陷自己的陈华章。在梦里，他无数次想要报复陈华章，时至今日，虽然案子尘埃落定，他也无法平静地面对陈华章，这个夺去他11年黄金岁月的大学同学。

    曾爱云说，他始终不愿放弃，为此提出要求：“只要检察机关认真审理我的案子，若还是判我死刑，我也心甘情愿。”湘潭中院的最后一次审理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爱云开始每天坚持做运动，即便刚开始只能做几个仰卧起坐和俯卧撑。他的身体在一天天逐渐变好，精神状态也逐渐正常，“我不能死在狱中”。但神经性头痛和腰肌劳损一直困扰着曾爱云，因为精神压力，他还染上了抽烟和嚼槟榔的恶习。

    2011年，曾爱云的死刑判决结果在最高法核准时没有通过，由湘潭中院对此案进行了再次审理。曾爱云终于告别了手铐和脚镣，但仍需负担看守所里的部分劳动。学机械工程出身的他负责做打火机。起初，他手法不熟练，要用十小时左右完成，后期只需六七个小时。但他仍很失落，“我那些同学都在外面奋斗，我却在这里做打火机，我的专业知识都快忘光了。”

    母亲逢年过节总留一碗饭

    曾爱云在牢狱中受罪，母亲赵春秀在狱外也是度日如年。赵春秀不识字，从在外务工的老乡口中才得知儿子“杀人”的消息。她虽不相信，却要为这“罪行”承受村民的指指点点，这让赵春秀精神压力很大。她的记忆力迅速衰退，总能听见脑袋里嗡嗡作响。儿子入狱后，她开始持续失眠，吃了安眠药也不管用。白天困意袭来，却放不下家里的农活，到了晚上又无法入睡。

    曾家有三子一女，赵春秀最喜欢的是小儿子曾爱云。丈夫在孩子很小时就已过世，赵春秀的左腿因病变无法弯曲，难以负担繁重的农活。家中全凭孩子的三个舅舅资助生活。“那时家里穷，少有吃饱的时候，4个孩子很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二儿子17岁时在工地出事死亡，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工作，女儿嫁人后也很少回家。曾爱云在家时会帮她洗脚、穿袜子，做很多事。有时，她坐在床边偷偷擦眼泪，曾爱云就蹲在床前，握住她的手说，“妈妈，没事，都会好的”。

    在成为研究生前，曾爱云曾在衡阳铁路机械厂工作，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当上了车间副主任。他却觉得那里的氛围死气沉沉，与他“干一番有意义事业”的雄心不符，且难以获得专业上的成就感。于是，他辞去工作，开始攻读硕士学位。

    复习备考期间，曾爱云常到老师杨敦国的办公室请教。杨老师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外向，和老师、同学关系都不错。喜欢运动，篮球打得好，而且成绩也很棒。”

    赵春秀今年已经71岁，儿子们多大了？女儿在哪一年出嫁……这些年，她忘了许多事，却始终记得曾爱云离家前的那些点滴。言及此，赵春秀眼圈泛红，“他从小特别听话，从不和村里的孩子打架。我不相信他会杀人！绝不相信！”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自己腿脚又不方便。11年中，赵春秀只去看守所看过曾爱云一次。更多的时候，她则是一个人在三间黄泥砌的老屋里等待儿子的消息。逢年过节，别人家都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曾家却只有赵春秀一人。她会做两个菜、两碗饭。一碗是给自己的，另一碗，则是留给曾爱云的。

    曾爱云的大哥，在一次看望曾爱云时哭着对弟弟说：“你都不知道妈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出狱后与朋友格格不入

    钟致远律师是曾爱云案第一次二审时，由法律援助中心介绍给曾爱云的律师。钟致远第一次看完卷宗就确认，曾爱云是无罪的。这一点他从没有动摇过。他曾数次写信给看守所里的曾爱云，让他坚定信念，要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曾爱云终于还是等到了。

    7月21日，法官当庭宣布曾爱云无罪。他终于脱下了那件穿着11年的黄色马甲，走出湘潭县看守所的大门。他重获了自由。

    等在门口接他的家人，带他到服装店里挑衣服，要他把从看守所带出来的衣服都丢掉。曾爱云一口气试了十几套，“比做打火机还累”。他说这些时皱着眉，嘴角却止不住地笑。

    家里还给他买了智能型手机，可曾爱云完全不会用。他不知道什么是APP，不知道如何下载，也不会用微博、微信。他被抓前用的是蓝屏的诺基亚，对几乎没有按键的手机很不习惯。

    曾爱云也不会网购，他更喜欢在实体店买东西。恢复自由后，在各地扎根的同学纷纷邀请曾爱云来玩。他到了广州、北京、长沙等很多地方，但却需要有人陪同，只因他不会在网上订火车票和机票、不会坐地铁，连手机上的电子地图也不会使用。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即便到过多次的长沙，也已完全陌生，“找个小馆子吃饭都要走冤枉路，绕圈子”。

    曾爱云说，不仅是现在的生活方式让自己不适应。当年一起学习玩耍的同学、朋友，也与自己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大学同学，多处于企业的管理岗位，年薪至少在三四十万元，有人甚至身家千万。他们都已成家立业，有些人孩子都要考大学了，而他却没有工作、没有组建家庭。和同学们聚会，他们谈论的话题，他也插不上嘴。

    孤独、无聊、迷茫、无助，是曾爱云重获自由后的生活写照。

    他曾想再次回到学校完成硕士学业，母校湘潭大学也愿意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但考虑到自己已38岁，且需要承担家庭负担，他最终选择了放弃。他也尝试过找一份工作。但因腰痛，他无法从事很重的体力劳动，专业知识也忘记了大半，找工作着实也成为了他的难题。

    申请国家赔偿294万余元

    11月12日，曾爱云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他认为，2003年10月28日至2015年7月21日，他被关押了4382天。按照《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根据2014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应赔偿申请人误工费940841.04元。曾爱云认为他本能有较为理想的前程，却因误判死刑颠覆了人生轨迹，更遭受十余年的牢狱之灾。这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严重伤害。此外，他的母亲也因错案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出现失忆、失眠等症状。应赔偿精神损失伤害抚慰金200万元。两笔赔偿款合计2940841.04元。

    曾爱云还表示，在他被拘留、审判、判刑的过程中，媒体多次以“湘潭大学研究生勒杀同门案”为题进行报道，将他作为“马加爵第二”进行宣传，并通过互联网转载，使其名誉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损害。所以，他请求法院以适当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公开道歉。

    湘潭市中院在曾爱云递交申请当日给予立案，并出具通知书，定于12月1日听取意见。

    曾爱云表示，对于国家赔偿，因为有所依据，他并不是很担心。目前，他最着急的是，希望政府部门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因为在上研究生以前，他已经是衡阳铁路机械厂的车间副主任。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且这份工作足以使他成家立业，并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记者 韩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