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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生11个孩子 因太穷父亲带女儿去庙里蹭吃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2016-04-06 07:43:29 字号:A- A+

    因为信奉“存钱不如存人,人多好办事”,这对夫妻生了11个孩子,从此掉进“黑暗的陷阱”。

    懂事的大女儿突然有一天像“吃了火药一样”,离家出走了。她誓言:“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成绩好、梦想着“当兵”的老二,被这个贫穷的家庭秤砣般往下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冰火两重天”的老五可以突然抄起板凳,砸向80岁的老人,说 “我心里只有仇恨。” 另一方面,她又如水般依恋这个破碎的家,说“我以后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我要照顾他们所有人”。

    我们记录这个灰色的扭曲的家庭,不是新闻人在猎奇,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机构能参与反思:这个极端家庭出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还能做什么?11个孩子怎么办?

    张杏子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家快“垮”了。

    11个孩子的衣裳、丈夫捡回来的破烂衣服和鞋,被她一道胡乱塞进装化肥的口袋,活生生垒出一座1米多高的“小山”;中午刚煮过面的锅随便用浑水冲冲,在结满污渍的桶里抓一把米,就开始熬粥;孩子放学回来,尖叫声、哭闹声此起彼伏,她沉默地往灶里添柴,头也不抬一下。

    这个47岁的女人说自己太累了,连“最后一丁点儿精神”也没了。

    一个半月前,四川遂宁蓬南镇大山深处的三台村,热闹的年味被一场血案搅破。呼啸而过的警车带走了涉嫌故意伤害罪的何洪,也让这个拥有11个孩子的家庭,没有了爸爸。

    哭肿了双眼的张杏子开始信命。在她眼里,这一切似乎都是“老天爷的惩罚”:要不是孩子生多了,家里太穷,何洪哪会带上两个小女儿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又怎么会和守庙人发生冲突。

    要不是孩子太多,还没时间教育好,让家里在村子和镇上的名声“太难听”,成绩优秀的大女儿也不会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扔下学业和全家人,一走了之。

    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生怕一睁眼家里的米桶就见了底,没有经济来源的全家“活不了几天”。她更怕做饭的间隙一抬头,摸不准心思的老五、内向的老三也学老大,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家。

    “这个家不是家,就是一个黑暗的陷阱。”是这11个孩子的母亲如今最常说的话。

    被11个娃一点点填满

    许多时候,这个藏在金黄色油菜花田后的两层砖房,和大多数留守家庭一样宁静,张杏子安静地洗衣、喂猪、做饭。

    半年前被小混混捅了一刀的四儿子,倚靠在“衣服山”上,从一个麻布口袋里掏出干瘪的花生,缓慢地咀嚼。

    屋子前扔满了破洞的塑料盆子、烂自行车以及半截锄头,那都是何洪这20来年从外面捡回来的“宝贝”。张杏子赤脚从上面走过,神情漠然地把晾干的衣服揉成一坨,扔向四儿子的身后。

    直到太阳从山头落下,一连串笑声打破宁静,7个还在上学的孩子陆续回家了。又到了张杏子一天之中“最头痛的时间”,孩子们扭作一团,老五推老六一把,老八又踢了老九一脚,家门口的柜子和锅被撞得砰砰作响,不到5分钟,哭声就冒出来了。

    张杏子坐在不远处烧火,她已经习惯了孩子的哭声,“都听十几年了,能有啥反应”。

    最早生下孩子时,丈夫在镇上的工地打工,她一个人操持家里的几亩田地,公公婆婆走得早,这个年轻的妈妈用背篼装上孩子,放到田地旁边的树下,一边看孩子,一边干农活。

    哭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她的生活的。孩子一哭,她丢下手里的活,急匆匆看娃,农活根本干不完。

    孩子一年年多了起来,自打1995年底跟着何洪来到四川,5年间他们一口气生了4个孩子。她和丈夫狠下心,在背篼底下铺上枯草,把孩子放进去,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几个破洞的背篼就搁在屋里。关上门,一路小跑到田里,只有这样,她才能“快点干活,早点回去带孩子”。

    可就算把锄头挥得再快,张杏子也知道,“娃娃该受的罪一个都跑不脱”。

    几乎每天中午从地里回来,她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副景象:背篓里全是屎和尿渍,蹭了一身的孩子哇哇大哭,满屋子都是臭味。

    那几乎是她最忙的一段日子,她像“发了疯”一样洗孩子的衣服,每天中午都只吃冷稀饭和咸菜,因为不生火的话,她能省下不少时间,多洗几件衣裳。

    丈夫每天回家都会捎来“战利品”,有时候是小孩的衣服,有时候是破家具和烂鞋子。张杏子爱干净,她会把捡来的东西分类归置好,屋前要扫得干干净净,赶上空闲,就去卖掉废品。

    当时,破鞋子的价格是一角二分钱一斤,张杏子满心欢喜,只要自己背得多一些,回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给孩子们从镇上带点吃的。

    但如今,回忆起过往种种,这个满头油垢的女人只觉得“可笑”,“都是命中注定的,娃儿生多了,自然就在造孽”。

    她至今记得那个午后,从田上回家,左找右找也不见三女儿,最后,她在门前的坡底找到了女儿,“丁点儿大”的女儿活生生从坡上摔了下去,头破了洞,血流了一地,却一声不吭。

    没多久,六女儿爬上了二楼的窗户,随后重重地掉下,后脑勺的伤口像关不上的水龙头,血一个劲儿地往外涌。

    “落下去的人为啥子不是我嘛!”张杏子的右眼已不太灵光,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下。

    家里的二楼后来被夫妻俩用废品填满了,孩子再也上不去了,可张杏子心里清楚,“家要不行了”。

    孩子还在一个接一个的生,她洗衣服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衣服弄脏的速度了,丈夫收回来的废品她也没心思再收拾,屋外的空地就这么一点点,变成了一座垃圾山。

    一楼的家里也塞满了收回来的烂衣服,一下雨,湿衣服就漂在地上,从屋内流到屋外。厨房、客厅、饭厅,也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家里消失,灶台如今被安置在成堆的垃圾废品中,洗菜、切菜的地方则在猪圈旁。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

    从1996年开始,陆陆续续有11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降生。张杏子不止一次地劝过丈夫,别生了,别生了。可何洪每次都骂她脑子笨:“存钱不如存人,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多不求人。”

    直到2012年,43岁的张杏子生了最后一个孩子,那是女婴。在和政府的“谈判”中,何洪同意给妻子做节育手术,条件则是解决家里几个孩子的户口问题。

    “我当不了家,他要生我也只能生。”张杏子低下头,闷声道。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女人能做的,不过是把白米粥熬浓些,咸菜多放一点点,让孩子多吃些。

    如何填饱肚子,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何洪经常带上儿女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有时候是老五老六,有时候是老八老九。大年初九那天,是老五老六跟着一起去了庙里。

    口角也一如既往地发生了。

    守庙人脾气不好,老跟这家人作对,有时候张杏子去收吃剩下的饭菜,他拿着木棍在里面搅来搅去,“看看有没有偷我们的碗筷”。这回,老五老六又在庙里跑跑跳跳,守庙人火气蹿上来,难听的话一句跟着一句往外蹦。

    喝多了的何洪没忍住,和守庙人扭打在一起。慌乱中,守庙人拿刀砍向了何洪的后脑勺。

    谁也没注意到,13岁的老五突然抄起板凳,朝80岁的守庙人砸了过去。

    啪啦一声,守庙人倒地,发出几声哀嚎,红色的血慢慢流出。一旁的何洪扑了上去,给了守庙人致命一刀。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老五平静地说。

    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说,自己已经“受不了那些人的欺负了”,她见过守庙人不停羞辱家里人,母亲却只低着头不敢辩驳;她见过村里人来数落家人,还威胁“你要敢打我,我喊我儿子抓你们”;她见过上幼儿园的弟弟被老师要求背对黑板一学期也不发书、见过跟自己最亲密的老六被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见过班上同学一见到她就喊“×××来了,快跑,哈哈哈”。

    事实上,何洪在修庙时,曾帮着挑水、砍树,出力,庙里的人曾许诺,他可以去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老五咬着嘴唇说。

    她也曾努力想要融入学校的集体,可她穿得太脏了。这个青春期的少女曾冲着母亲大发脾气,“给我钱,我要请同学吃饭”。

    钱最后是要到了,可老五说,“我在学校没有朋友”。

    当着记者的面,她握紧拳头,朝七妹的脑袋狠狠砸去,“就像这样,仇恨!”她仇恨学校嘲笑她的人。

    似乎每个村里人都不讶异老五的拳头。有村民说,自己亲眼看到老五带着弟妹来偷自家的果子。他生气,想教训下个头最大的老五,结果,“你一凶,那个老五比你还凶”。

    “太吓人了,这么小的女娃娃,哪个惹得起嘛。”他给自己两个儿子下命令,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

    血案发生前,老五整日带着弟弟妹妹满村转悠,他们看到李树就去摘果子,路过苞谷地就掰几根玉米棒子,邻居家的田地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游乐场。

    直到邻居找上门,张杏子终于发现了几个孩子干的“好事”。有人在屋外破口大骂,“一根苞谷吃不饱,一张贼皮背到老”,她在屋里默默流泪,摁住孩子,一句也不敢还口。

    这个外地女人已经把诉求降到了很低很低,“只要娃娃不讨人嫌就好了”。邻居骂完,她哭着训斥孩子,不准他们再偷东西。

    但小孩的举动已经在这个上千人的村落,传开了。

    提起这家人,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皱眉,“太没教养了,跟这些娃娃是讲不通道理的”。

    村子有关于这家人的各种说法。有人说,何洪是“罪魁祸首”,“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儿去偷东西”;还有人神神秘秘地说,计生办的人曾经都给张杏子上了环,又被何洪取下来了;还有人怀疑,这家人不停生娃,就是无赖想靠政府养起,“一家人都莫出息”。

    张杏子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天的惩罚”。“丈夫最初为了补贴家用,连死人钱也赚”。方圆几里有人过世,都是他去给死者理发修面,家属要一把火烧了遗物,他却抢着拿回来,为的是给家里省几件家具。

    “这不就是报应吗!”眼泪啪啪往下掉,她的喉咙快发不出声响了,这个矮小的女人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只除了一件,“娃娃生多了”。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上初中的大女儿仿佛一夜间多了不少心事,可张杏子只是感觉“很久没和老大说说话了”。她太忙了,女儿的生日是很难想起的,如果记起就煮个鸡蛋。11个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说自己脑子“不好使”,家里捡的狗连名字也顾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儿最乖,没什么问题”,以至于冲突爆发的毫无预兆,一度让这个农村妇女“搞不清状况”。

    那个下午,懂事温顺的大女儿像“吃了火药一样”,向张杏子噼里啪啦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女儿声音很大,眼泪唰唰地流。

    “一个礼拜吃饭只有10块钱,我天天在学校饿着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晓不晓得!”

    “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得,天天脏兮兮的,没得朋友,老师还把弟弟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我们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晓不晓得,你们生这么多娃儿,别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们!”

    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杏子用手使劲儿摁住“疼得要裂开”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没法呼吸,老大的话像刀子一样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17岁的老大扭头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伤口越撕越大。老四自从去年在职高被人捅伤后,一直在家休养。半年前,老四开刀后,为了止疼,何洪做主让医院给孩子打了过量的止痛针。

    一回家,张杏子就发现儿子变了:脸肥了一圈,舌头总像被夹着,说话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气“变差了”。

    夜里,动过刀的肠胃开始发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摇得丁零当啷,他怒吼几声,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岁的妹妹,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狠狠地砸向地面。

    张杏子劝不住,她的声音吼再高,也没人听她的。这个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的母亲,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五老六扑上来,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团。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这样的”,虽然成绩差一点,但对弟弟妹妹却从来没有坏心眼。去年因为媒体报道,才让老四和辍学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读职高的机会。

    何洪当时特别兴奋,为了凑800元学费,他把几个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

    在那之前,因为低保、户口、温饱,何洪常常“求人”,他从亲戚家求到镇上、县里,不断地作揖、下跪、磕头,还时不时写信打电话,他家里的电话薄堪比县镇机关部门办事通,从县领导一路到村支书,每个人的办公电话和私用手机,他都有。

    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他都说,“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成长、成才”。

    张杏子回忆,打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业变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帮忙,我们还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这是“无赖”的表现。蓬南镇一位副镇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政府也相当头痛”。他说,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

    靠这办法,何洪“求”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独他最关心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他的中心思想是“赚钱”。所以,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他想都没想,一口便应了下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职高,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护费不成,对方动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扑上去抢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个宿舍都是红色的,肠子外翻,二哥每次回忆起眼眶都是红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来还没过完春节,父亲也进了看守所,这个家眼看着,就要垮了。

    刚满18岁的老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成熟了”。他捡起了父亲的电话薄,用破塑料袋分类装好弟弟和父亲的材料,沿着父亲的路子开始向村上、镇上、县里求人。

    因为媒体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当地“丢人的事情”,有人冲着这个男孩骂道:“你父亲是杀人犯,你们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帮助。”

    1米6出头的老二最近一个半月瘦脱了形,为了“救”父亲,他自己翻出破了边儿的法律书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来看,尽管,那上面的内容对他来说更像是“天书”。

    这本不该是他要走的路。

    成绩中上的老二被父亲寄予了“考大学当能人”的重任,后来家贫辍学,父亲也送他去安徽,“跟着村里人见见世面”。因为年纪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时,这个少年平静地接受了父亲新的安排——跟着他“跑政府”,顺路捡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见了以前的同学。每次,他都会提提背篓,弓着身子,把头埋得很低,脚步加快,躲同学。

    “幸运”的是,好几回都跟对方擦肩而过了,也没人喊住他。

    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逐渐忘记“要去北京当兵、保卫天安门”的梦想了,尽管手机里还存着合肥高楼大厦的图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样的风景了”。

    这个家庭秤砣般拽着挣扎向上的老二,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被现实“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过年级前30”的他头一回发现,“求人办事好难好难啊”,难过了任何一道考题。

    “不晓得哪门回事,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

    老二手里有几封父亲从看守所寄回来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笔迹,父亲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一定要保护照顾好妈妈”,“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怜,法律没有人情可讲,像水电一样无情”……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每一封信都有这样的感叹。

    “哎,可惜晚了。”张杏子叹息道。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就可以带一群,到时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来劝说的嫂子。

    当劝说的对象变成计生干部时,何洪的态度依旧强硬。“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嫂子还记得,有一回,计生干部都把张杏子绑到了手术台,后来,“两口子硬是又哭又闹跑脱了”。

    张杏子说,其实跟着何洪从上海来到四川时,她就想好了,要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双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几年盘子的她还想过,以后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再莫去洗盘子,让人家笑话”。

    不过这些,她始终没和丈夫说过。事实上,夫妻俩的交流很少,何洪当过挑夫,挑好几里路的东西才挣一两块钱,此外,还给牲畜看过病、给过路人卖薄荷水。她也没闲着,镇上哪里办酒席,张杏子都会去打下手洗盘子,“跑得比哪个都麻溜”,为的只是走时能带几个剩菜,让家里的孩子开开荤。

    夫妻俩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学会了说话,老八老九自己学会了走路。

    被摔坏的老六只会傻呵呵地笑,吃饭的时候,她会端上一碗粥,跑到邻居家门前,一边吃一边冲着别人笑,粥顺着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经不行了”。

    她的后脑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迹,那是赤脚医生何洪给女儿做完“手术”后留下的针印。

    家里穷,医院是去不起的,用药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连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卫生常识和家教一样,几乎没在这个家庭存在过。

    张杏子怀着小孩照常干农活,好几次生孩子当天早上还在割猪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没肉可吃、没奶可喂,还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给娃娃洗衣服。

    后来去镇上帮厨多了,她第一次听说还有产假这种东西。

    “我们懂不起啊,都是我们当妈当爹的害苦了娃娃,让他们没吃到好的,没得营养。”何家的孩子个头都比同龄人矮小。老七11岁了,只有1米出头的个子,像幼儿园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满10岁了,至今仍在读幼儿园。血案发生前,何洪天天叹气,家里现在没有一个孩子能把书读好,或许“一个能人也出不了了”。

    唯一让夫妻俩欣慰的是,孩子虽然调皮干了坏事,可是,老五老六总会把学校发的免费营养餐里的牛奶带回来,给还在幼儿园的弟弟妹妹喝。每天接送老八老九的任务,也落在13岁的老五身上。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只要不提及那些歧视、羞辱,老五都是“温柔”的。有记者来访给家里带来食物,她会笑着邀请记者留下一起吃晚餐,细心地询问,记者在哪里住、方不方便,甚至邀请记者“留下来一起住吧”。

    就连一向沉默的三女儿也迅速地挑起了家里的担子,这个平时住校的17岁姑娘,周末默默帮母亲割猪草、做饭、带弟弟妹妹。一次,干完一天的活儿,老三躺在母亲身边,低声叹气,“妈妈,我不晓得我考不考得上高中啊,好紧张”。

    张杏子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好好读书,平时多花点时间学习,就行了嘛。”

    话音刚落,张杏子自己却哭了,“都怪我们,你周末都要干活,哪有时间学习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当妈老汉的责任,娃娃有啥子错嘛……”

    三女儿没有回她。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

    何洪被抓走已经一个半月了,张杏子变得有些神经质,她会朝任何一个向她搭话的人哭诉,丈夫是被冤枉的。

    这个47岁不善交际的母亲不放过一丝机会。她求前来采访的记者给儿子找个工作,求学校的老师不要再针对年幼的孩子,甚至对跑来看她笑话的中年妇女,她也忍不住哀求,“那你帮帮我儿嘛,帮帮我们嘛”。

    有好心人来访,张杏子必会拿出家里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土鸡蛋。她为客人煮一碗面,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意,一口气放了4个鸡蛋。

    这个农村妇女心里还有个“卑微的愿望”——等老大回来。大女儿走后,只在过年时回家,尽管曾经“头也不回”地离开,可每次回家,大女儿总是不忘买好肉、水果、米面油,甚至会给邻居带水果,“请他们平时照顾一下妈妈”。

    今年大年初一,大女儿回来了,虽然嘴上没说,但张杏子看得出来“老大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她买了许多吃的。

    可坐下来没多久,弟弟妹妹就爬到大姐的包旁,开始往外翻找还有没有吃的,本子、手机……统统被扔了出来,大女儿脸色通红,冲着母亲大吼:“你看看,你们把弟弟妹妹教成啥样子了!”

    大年初四,跟母亲最后扔下一句“都是你们害了这个家”后,大女儿走了。后来,连家里的电话也不接了,如今,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5天后,她的父亲倒在血泊中,进了看守所。

    白天,整个家只留下了“每天都心神不宁”的张杏子,和精神时而失常的老四。有那么一瞬间,她打算把小一点的孩子送走,一个人回老家。可马上,她就放弃了,“我好怕他们把娃娃抓起,卖他们的器官,一想到我就怕”。

    只是如今,她再没有力气为儿女做任何事了。这个急速衰老的母亲,头疼、肩疼、脚也疼,路走得歪歪扭扭,重活都干不了了。

    不过在她还有不多的一点力气时,夫妇俩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把最小的老十一送给了亲戚抚养,再不过问。

    “学校也只能尽力帮他们减免学杂费,再提供午餐,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蓬南镇小学一位副校长很为难,“这家人的娃娃心理健康肯定很重要,但我们一个农村学校,哪有这种资源来帮忙哦”。

    在外人眼里,似乎没有一双手能真正帮助到这家人。

    “我最担心的还是娃娃的问题啊。”11个孩子的堂哥说,“这些娃娃不教育好,以后很有可能成为社会渣滓了呀!”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他急促地问。

    4月初的川东山区,草木郁郁葱葱,金黄的油菜花让整个村庄显得生机勃勃。可往油菜花深处走,才能发现藏在油菜花田后的这个家庭,阴冷破旧的气息挥之不去。

    老五时不时会去村里的路口,她在等大姐和父亲的归来。尽管,她甚至“有点记不清大姐样子了”,但她“从来不恨大姐”。

    相反,这个小眼睛姑娘用力地睁大了眼睛,“我好想她”。她的眼泪涌了出来,“只有她在,这个家才是完整的”。

    “我以后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我要照顾他们所有人。”站在油菜地旁,大风吹起她的乱发,老五一字一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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