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春（资料图）

　　据《南方都市报》最新报道：近日，深圳男子朱某涉敲诈勒索罪一案在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朱某被控在2015年1月敲诈勒索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某及其家属高达数百万元。

　　有心的小伙伴也许会将“陈某”对号入座。今年3月，深圳公安福田分局的官微发通报：“在深圳市福田区某小区有人坠楼身亡。接报后，警方立即赶往现场，经现场勘查，坠楼者为深圳市政府原副巿长陈应春，坠楼原因有待调查”。他被当地媒体评论为“外刚内柔，做事严谨”，2015年从副市长岗位退下来，淡出未满一年后却忽然“坠楼”，官方也一直没有披露更多细节。时隔7个多月，这条旧闻终于推进，并透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官员被“诈”。

　　庭审“复盘”了事件：朱某于2014年11月，开始预谋敲诈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陈某及其妻子李某，朱某通过他人获得了陈某的三套房产信息、有关股权信息等，总价值超过千万元。朱某编写了对陈某夫妇的举报材料，并在2015年1月24日，将这些举报材料以及一封信件寄向了陈某夫妇。陈某的妻子李某收到这一敲诈勒索材料之后，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后将朱某抓获。同年5月，陈某提前退休，今年3月，坠楼离世。

　　官员被敲诈的案例近几年越来越多，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原因很简单，自雷政富案开始，许多被敲诈的官员同腐败挂上了钩。出于对＂拨出萝卜带出泥＂的恐惧，一些被敲诈者不敢声张，像陈某妻子这样被敲诈后立刻大大方方报警的人，现在成了异类。在很多离奇案件中，被敲诈的官员在个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选择的解决措施竟然是“私了”。

　　2008年，时任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魏德明，在副院长王跃的指使下，针对时任舞钢市委书记祝义方“组织上访，短信威胁，直接敲诈”，检察机关提供的多名证人证言显示，“祝义方经常收到魏德明的威胁短信，搞得很发愁”，“被气得浑身发抖”。同时，舞阳县委书记秦建忠也收到了类似的举报威胁短信。不过，两位书记都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找人说情，最终给了魏德明巨额钱财。结局还是老戏码——两起敲诈案中的4名主要当事人相继东窗事发，全部落马。

　　对官员的敲诈方式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符合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全部法律要素，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受到敲诈的人理应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

　　官员掌握着公权力，知法懂法是基本要素。可为什么在自己遇到被敲诈的事情后，总选择绕着法律走，采用江湖手段去解决问题呢？难道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有什么障碍么？

　　长安街知事此前介绍过湖南处级干部、长沙开福区法院院长耿明生被PS“艳照”敲诈的事儿。3年前被艳照敲诈后，他没有先报警，而是汇了52万再报警。正是打钱这个简单的举动，引起了纪委的关注。近期，他因严重违纪被撤职。

　　对于自己为什么先打钱再报警，这位老政法的回答耐人寻味：收到PS艳照敲诈信之后，认为不打钱不太好立案，属于犯罪未遂，即便抓了以后处罚也一般。“后来我还是觉得，你不冒这个风险的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打钱了。”

　　从法律实践上说，耿明生先打钱再报案的做法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公正”——破案之后，耿明生收到退还的52万元，并送了一面锦旗给的办案民警。

　　耿明生的“私了”逻辑，或者有着他熟悉司法实践瓶颈的考量。但他显然忘记了自己的一个重要身份，党员。在他“私了”后的3年里，并没有向组织报告，直到纪委从他打钱的举动中，嗅出了异常。

　　官员们屡屡选择“私了”的做法，让公众形成了不报案必有鬼的围观逻辑。正如贪官家中被盗不敢报案一样，敲诈勒索往往一“诈”就有“奇效”。长安街知事APP发现一个细节：在秦建忠落马时，魏德明还被称作“举报有功”，可见有人正是掌握了官员的一些违纪事实后，才盯起了有缝的蛋。有的时候，官员被敲诈的问题或许是假的，但可能隐藏着别的问题，生怕扯出来“遭殃”，所以宁愿拿钱了事，息事宁人，不要产生任何影响，更不用说向组织汇报了。

　　还是那句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自己不是那只有缝的蛋，又何惧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