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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的“前世今生”……
曾记否,曾经我们一起考过的作文……
1910年,胡适参加留美考试,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写下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不料改卷老师也有考据癖,居然给了他100分。这其中,自然有运气的成分。百年白云苍狗,时至2014年,像胡适这样的高分作文似乎越来越不大为人所关注,倒是高考语文考试甫一结束,零分作文即粉墨登场,受到欢迎。此一流变,意味深长。不过,要对作文考试真正有所理解,还得从它的源头——科举考试说起。
死记硬背难考进士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增开的“甲辰恩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举考试。次年,科举正式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彻底分离。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考取“孝悌有闻”、“德行敦厚”、“文才秀美”、“才堪将略”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即写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关的论文。如此一来,读书考功名,成为读书人走向上层社会的终南捷径。
在唐朝,科举制大有发展,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五十多种,其中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考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才能;明经着重考经义,有所谓“帖经”,将经书的任何一页揭开,把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覆盖三个字,让考生填充——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
陈寅恪出对联题
八股既废,新的考试“接档”。民国时期,虽然有一段时间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是,各大学招生完全自主,作文考试也由各个院校自己命题。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分为甲部、乙部,前者是:“清季曾、李诸人(指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学生可以依此各抒己见,并无限制。
1930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者选一。臧克家把这两道题都做了,其中“生活杂感”一题,他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那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得了零分,仍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
学者陈寅恪也出过考试题。1932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在一场国文考试中,出了一道对对联的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要学生对出下联。结果,只有三个学生对上,其中一人对以当时的北大教授“胡适之”,另一人对以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都对得十分巧妙。
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题目只有两道,除了一道成语解释题,便是作文题“学校与社会”。因为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学生积极发挥,佳作频出,北京、天津的报纸副刊争相摘录、刊登。
对于这样的作文考试,一位评论者感叹道:“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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