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僧侣进行军事训练(图片来源:资料图)
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撤退后,抗战进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护队”是继“上海僧伽救护队”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
领导这一个队伍的,原属“上海僧伽救护队”的总干事悲观法师,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护队”在汉口解散之后,他经湖南,乃于二十九年,奔到重庆,下榻狮子山寺,该寺住有一百多僧众。于是他计划将该寺住众,组成僧伽救护队,遇有空袭时,便可出去救护。商得该寺住持觉道和尚及全体僧众同意后,便很快得到政府许可,组成“陪都僧伽救护队”。总队长由觉道和尚担任,队长悲观法师担任并负实际救护责任,由政府发给新担架三十副,药品器材全套,及筹备费六百元。在寺僧中选拔了七十名少壮力强的僧侣,编为四个分队。寺中职事,任分队长,总队长为对内对外的中心,不设其它部门。全体职员,全由僧侣担任,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礼大会的那一天,到有党、政、军、警、宪、机关、民众团体、各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各佛教团体代表,暨报社记者,不下三百余人,可谓盛况空前。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分团,特制送“同赴国难”锦旗,各报特以“脱了袈裟换战袍”标题发表新闻,唤起社会群众注意。
该队成立后,即开始医护、军事、政治常识、担架、包扎等训练,并经“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指定担任两岸一带地区救护工作。如果重庆、江北,这两处遇有敌机轰炸,必要时,临时听候联办处的命令再出动。因有这种限制,虽看见敌机轰炸重庆,亦不敢违抗命令前往救护江北受灾难民,使得该队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敌机又大批前来狂炸江北一带,眼看无数瓦屋,顿成火山,听到那边灾胞呼救的音声,既不待警报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观法师率领救护队奋勇渡江,而敌机一批又一批在头顶飞来去轰炸,他们在敌机飞过,马上寻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将其包扎,然后喂以药水,马上抬到临时救伤站,填了伤单,等到警报解除,才见到其它救护同志来。这次,该队总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轻伤二十人,其余都是重伤。由于这次成绩良好,获得各方好评。第二天,敌机又来重庆狂炸,该队仍不待警报解除奔往施救,一连几天,都是走在人前,踏着火路,展开救护工作,不管道路远近,都要完成任务。于是各大小报,都竞载“僧侣救护队”消息,新民报并冠以“僧侣英雄”四字,加以赞扬!
蒋委员长于中央纪念周席上讲话,也对僧侣救护队,表示嘉许。他说:“在此次空袭期间,除空军人员能忠勇奋发确实达成他们的任务之外,其它党、政、军、警、青年团,和社会各方服务队,以及僧伽救护队,大都皆能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务和义务,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点……”
由于七月九日空袭,该队抢救难胞工作成绩卓著,蒋委员长特颁给银质奖章三十六枚,奖励该队出力人员。该队先后出动抢救伤员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轻伤男女共达三千余人。空袭联合办事处总干事黄伯度先生,也代表许代表委员世英先生慰问该队,并赠送草鞋、毛巾、万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劳之意。并允许以后遇敌机来犯,该队可自由前往救护,不限制区域。
社会部,以及社会各方对僧侣救护队,历次参加服务,表现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评,都主张扩大僧侣救护队组织,使全市僧众,都有为国家社会服务机会。于是社会部指定觉道、登一、昌仙、续乘、本先、本立、悲观七人为筹备员,并指定悲观为筹备主任,成立“重庆市僧侣服务队”。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首当其冲,抗日战争日渐扩大,愈演愈烈,伤者亡者,充塞路途,灾区遍达数千里,难民数百万众,华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分志于后: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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