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9点半，女富商吴英减刑案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理，吴英的父亲、妹妹列席旁听。最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吴英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刑至无期徒刑。

    在中国，绝大多数减刑、假释案件采用书面审理，开庭的，可谓凤毛麟角，曾为吴英担任辩护律师的杨照东表示，这次开庭“比较少见”。而这次广受关注的公开审理，或许缘于中央政法系统严控刑罚变更执行的阶段性重点。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下称“规定”）、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下称“意见”）先后出台，重点监督职务、金融、涉黑三类犯罪的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试图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截至5月底，已发现违法线索188件，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

    《意见》写道：“对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企图获得减刑、假释机会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兑水”的计分考核

    “监狱里面的事，尤其是减刑，操作空间很大的。”上海律师何俊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以前，他在江西某监狱担任了20多年的狱警。

    监狱里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依靠“计分考核”进行，即狱警根据监狱内各项规定以及服刑人员的表现，对其加分或减分。分数多寡，将直接关系到服刑人员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待遇。

    计分考核从1980年代起逐步成为中国监狱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以1990年的《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为基础，其初衷是为了量化服刑人员的改造表现，激励他们生产和学习。然而，当这项政策在监狱这个极为封闭、管教人员处于绝对权威的情境下执行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暗箱操作，或权力寻租。

    “举个简单的例子，张三和李四打架，王五出手制止，谁该被加分、谁该被扣分？如果这是司法警官学院的期末考题，答案很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完全不一样。”何俊明说，“张三、李四很可能不会被扣分，王五可能也不会获得加分，具体操作全凭管教说了算。”

    监狱内的计分主要分为生产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没有限制，只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则种类繁多。比如：在何俊明工作过的监狱，服刑人员每作一次思想汇报，可得0.5分；一篇能被监狱黑板报刊登的反思、悔过性的文章可获得与所刊登媒体级别相应的奖励分数；服刑人员向前来监狱参观人员做警示教育的，也可获得相对较高的分数。

    但真正有“操作空间”的，也正是思想改造分。

    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汇报是帮助服刑人员造假最常用的手段，“我很少见到思想汇报分是真实的，绝大多数是管教人员编的”。为了防止计分水分过大，监狱后来规定，每人每月的思想汇报分数上限为2次。

    参与警示教育与向监内报刊投稿相对较公平，但是，一般能从这两项中获得加分，须文化水平较高、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较强，“多是职务犯罪的罪犯”；普通的盗窃、抢劫、强奸等刑事犯，几乎没有能力通过这些渠道获得加分。

    与此同时，思想改造分也有上限。在一个有100多名服刑人员的分监区，一般每月只有几百分的奖分指标。这些分数给谁，裁量权完全在监狱管教人员手里。每积20分可以获得一个“表扬”，对应的是20天的减刑。

    何俊明举例说，在张三李四打架的案例里，原本应该落在打架者身上的惩罚，可能会被挪到即将刑满释放、不在乎计分考核的服刑人员名下；原本应该留给制止打架者的奖励，也可能被安排到关系户头上。这些分数的确定，既没人监督，也没人追查，一旦记到考核表上，更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计分考核机制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何俊明曾在1988年担任监狱病犯住院部的内勤管教，手下有十三四个服刑人员，一个月仅有6个表扬指标。何俊明说，服刑人员为了能够多得分，有人天不亮就去洗厕所，生怕得分的机会被人抢走；还有人自制弹弓打老鼠，没过多久，住院部变得窗明几净，老鼠失踪。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认为，“类似的计分机制并不违法，也很难说它不合理”，但现实中确实造成了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某种得分优势。

    监狱里的关系场

    没有不想减刑的服刑人员。

    但若想快速减刑，除了努力争取加分，还需要过硬的关系。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许多减刑人员，早在入狱之前，便已步步为营，规划好了减刑路径：首先，想办法进入有关系的监狱；其次，争取分到一个好岗位，如商店、食堂、医务室、学校里的那些不花力气又得分高的工作；最后，疏通相关岗位的管教，尽量多得分。

    监狱是刑罚执行场所，与参与案件公诉、审判的检察院、法院不同，没有任何“回避”的规定。对此，监狱学专家吴宗宪解释：“法院、检察院的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相同，很多案件又是按地域管理，所以产生利害关系的可能性较大；而监狱与行政区划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所以影响执行公正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另外，如果某个服刑人员和某个管理人员存在矛盾冲突，也可以通过监区、分监区之间的微调防止管理不公。

    然而现实中的监狱，并非如理想中那么完美。

    何俊明就曾经管理过一个服刑人员，恰好他的姐夫就是监狱管理科一名干部。有了这层关系，这名干部专门找人编造了一张虚假的计分考核表，只为了让这名服刑人员尽快减刑。

    寻找有“关系”的监狱，在服刑人员中并不是新闻，即便法院判决执行的监狱没有关系，有能量的服刑人员，仍可以通过“调犯”程序，转到能够找到“关系”的监狱中去。有时，跨省“调犯”的事情也会发生。

    一位法律实务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就曾经处理过监狱里的案子，想帮当事人分到好岗位、好监室、多加分。为此，监狱上上下下都要打点一番：几条烟最小儿科，直接伸手要钱也不少见，少则几千，多则一两万。

    对于那些找不到合适的“关系”为减刑助力的服刑人员，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关系”了。何俊明说，会一门手艺是很重要的，“哪怕是会补鞋、理发也能派上用场”。何所在的监狱，每个分监区都有一套理发工具。那些会理发的服刑人员，常被从生产车间叫走，去为分监区管教理发，一来二去，就和管教们熟了，获得加分便相对更容易。

    再比如，积极响应管教的号召。何俊明所在的监狱曾经规定，服刑人员订阅一份某司法系统的机关报，就能减刑一月。由于响应人数众多，最后只好限定每人一份。当然，报纸订阅后，狱警既没有发下去，服刑人员也没有索要，“每天几百份报纸堆在那里，最后都成了卖给废品收购部的废纸”。

    由于培养服刑人员技术、技能也是监狱的一项工作，所以努力学习技术、考取等级资格证书也可以获得加分。但是，何俊明说，监狱会和某些培训机构达成协议，服刑人员花100多块钱交个报名费，就能获得一个技术证书，“监狱内有人专门代考”。每本技术等级证书可以获得一个表扬，减刑20天。

    三分之一减刑率

    在挣分、加分、“照顾”之后，服刑人员离减刑只剩一步之遥——法院裁定。

    依据刑法、监狱法相关规定，除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由高级法院裁定减刑外，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服刑人员的减刑，均由监狱或看守所向中级法院提出建议书。法院里，审理这类案件的是审判监督庭。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几年来，由于减刑、假释案件数量上升，一些中院、高院的审监庭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此类案件。在今年最高法院的《规定》、中央政法委的《意见》出台之前，法院对绝大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只进行书面审理和形式审查。

    依据何俊明的经验，一般中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约有五六个人。每季度末，二三百份减刑建议书从监狱运到法院，法官们要在一个月内审结。“你可以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的工作量有多大，”何俊明说，“每个案子都认真审查是不可能的。”

    每个地区，表扬、记分与减刑时间的对应关系不大相同。何俊明所在的地区，一个“表扬”减刑20天，服刑人员每得到8至10个“表扬”，监狱便会向法院提出减刑半年的建议。如果刑期较长，减刑建议的间隔也会拉长，以便每次减去的刑期更多。

    为了保证减刑公开、公正，2005年起，一些地方法院开始推广案件听证制度。何所在的监狱也开展过这样的听证，每个季度，三名合议庭法官从当地中院来到监狱，通过当事服刑人员和狱友的陈述，判断是否减刑。每次听证三五件案件，是从所有减刑案件中抽取的。何俊明透露，听证会上发言的服刑人员，提前都会得到狱方的提醒，因此大约95%的减刑建议都会顺利通过。

    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三项刑罚执行变更制度中，减刑比例最高，操作难度和风险也最小。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4月中国大陆约有在押服刑人员164万，1997至2001五年中，全国监狱减刑率持续上升，从略高于五分之一（21.72%）上升至超过四分之一（25.39%）。何俊明说，他所在的监狱，每年获得减刑人数的比例，大致接近30%。

    在积极、完善的运作下，甚至可以达到减刑的最大限度——原刑期的一半。比如，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名叫谢秉佑的抢劫犯，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但仅执行刑期6年后，便被减刑释放，出狱后又多次与人合谋抢劫、杀人。在何俊明看来，这并不难于实现。他为《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一名服刑人员每月最多获得一次表扬，一年得8次就能减刑近半年，还能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再减刑2个月；如一年得到10次表扬，便有可能评为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再减刑4至6个月。如此一来，服刑人员当年获得的减刑时间将达到13至15个月，在比例上超过了实际服刑时间。

    “这种做法合理合法，没有风险。监狱也希望服刑人员能有点盼头，稳定心态，只要分数够了，都会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何俊明说。

    相比减刑，假释则严格得多。据何俊明观察，他所在的监狱，每年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的人数大约占总人数30%，但法院裁定准许假释的只占提交建议的5%。占比例最小的是暂予监外执行。不过，这也是唯一无须提交法院裁定的刑罚变更。

    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宗宪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想钻保外就医的空子无非两种途径：一是服刑人员通过吃药等手段伪造病症；二是联合医院对诊疗结果造假。二者手段都很容易被人发现。何俊明身边曾经有人因为串通医院、伪造保外就医的医疗鉴定受到处罚，这也是他亲眼见证的极少数狱警受到惩处的个案。“像思想汇报分那类的造假根本没人会管，但是医疗鉴定造假，是有据可查的。”何俊明说。虽然如此，厅局级以上官员保外就医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仅今年以来，就有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广西阳朔县原国土局局长石宝春等，被曝出以保外就医之名逃过了牢狱之苦。

    驻监检察室

    监狱并非自成一统，制度设计上，有一个部门专门监督监狱在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驻监检察室：一个在监狱内部办公的地市级检察院派驻机构，负责人级别仅比地市级检察长低半级。

    200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其中规定，驻监检察室3项重要职责是：受理服刑人员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对法院裁定减刑、假释实行监督；对监狱局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实行监督。实施后两项职责时，监狱提交的减刑、假释建议书，法院做出的减刑、假释裁定，都要抄送副本给驻监检察机关，驻监检察人员可对这些材料审查并提出意见。

    一位北京市检察系统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驻监检察工作是同行们公认的苦差事。一是监狱内的办公环境既不自由也不舒适；二是鉴于机关之间的协调关系，做事时总要把握分寸，“不能有一说一”。

    上述人士曾到北京市内的某驻（看守）所检察室办事，炎炎夏日中，所内的在押人员正在集体剥蒜，满楼都是刺鼻的味道。一名新收押的犯罪嫌疑人半边脸被打成青紫色，驻所的检察人员不仅不询问是否存在体罚、虐待、刑讯逼供等情况，还替看守所内的工作人员找借口。

    驻监检察人员不设轮岗制度，长年在同一所监狱工作，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何俊明说，他在做狱警时，就曾见过法院、驻监检察室向监狱输送“关系户”；做律师后，他又遇到过西部某省服刑人员向驻监检察室举报狱警，之后被检察人员封口的案例。

    “其实在今年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前边的审判阶段轰轰烈烈，后边的执行阶段就静悄悄的，很多暗箱操作正是利用了监狱的封闭性。但现在，对执行的监督已经成为一个阶段性的重点任务。”刑法学专家卢建平说，“或许，今年两项新规的出台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至少，它能达到一个最直接的效果——狠刹一下与减刑、假释、监外执行有关的各种歪门邪道、不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