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的信息和程序不公开，责任倒查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警示性功能。如果不能以严格的信息公开和程序透明做保障，就难保不会出现官官相护。

    连日来，司法纠错的频频动作，引起舆论高度亢奋。尤其是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审作出无罪裁判后，对错案的责任追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内蒙古公安厅、自治区高院和检察院，均已宣布对呼格案相关人员启动调查。最新消息是，当年该案的专案组组长、现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在一起酿造错案的生产流水线上，那些原本应当坚守正义的环节总是频频失守。从破案心切的侦查部门，到审查把关的公诉机关，再到定罪判刑的审判机关，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客观上都难脱错案的责任追究。呼格案在历经马拉松式的申诉、复查和再审之后，快速启动问责的法定程序，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舆论的诉求，在落实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上开了一个好头。

    但是情况也不容乐观。呼格案2006年就成立复查专案组，为何9年后才水落石出？复查是否存在阻力？有无应当问责的情形？当年的错判是否仅局限于公检法三机关内部？错案问责的关键在于全面、公开和彻底。可有媒体盘点近年10起冤案发现，除赵作海案中刑讯逼供5警察获刑外，其他多起案件仍未向外界透露问责情况，浙江叔侄案和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也只进行了“组织内部追责”，“追责详情不便提供”。这种内部问责究竟板子打得有多重，对其他办案人员的警醒有多大，大可值得拷问。因为现实中，不乏采取平调岗位甚至明降暗升的方式来敷衍舆论监督。

    更关键的是，当错案问责不能公开透明，便很难纳入社会舆论监督范围，也让人很容易怀疑问责会不会存在猫腻。问责的信息和程序不公开，责任倒查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警示性功能，因为其他办案人员不能从中感受到问责的力度，也难以对其具体办案行为形成倒逼的规范性效果。要知道，错案的责任倒查是限定在各个执法部门内部，有的问责对象恰恰是现任的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以严格的信息公开和程序透明做保障，就难保不会出现官官相护。

    说到底，要防范责任倒查被虚置，就必须形成公开透明的程序机制，将问责本身纳入问责范畴。如果错案只是以国家赔偿而终结，那些令无辜者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喊冤丧命的“执法者”得不到彻底的追究，那么这样的纠错注定不会带来司法生态的改观，它让人看到执法者犯错无非是国家买单，权责的断裂让其他执法者不会感到有什么教训值得汲取。

    问责关乎司法正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不妨就从近年来查处的冤假错案开始，以反腐无禁区的决心和力度展开错案问责，让责任倒查机制由此落地。（特约评论员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