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4日在港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后，“一国两制”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一国两制”，是《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港人治港”，是《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任何其他程度的自治，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

    曾经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振英表示，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经不仅是方针政策，而是经过四年零八个月酝酿，研究，论证，大范围在香港和内地咨询而最终形成的具体和细致的法律条文，而这些法律条文使得全国都有依据，同时全国都要遵守。

    当天在香港举行的“《基本法》颁布二十五周年研讨会”上，梁振英作主题演讲时表示，由于涉及面广，《基本法》起草过程中草委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委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分别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超过四年的全面咨询工作，是香港历史上最大型，最全面，时间最长的一场咨询活动。《基本法》颁布至今25年，大家都要尊重当年咨询的成果，都要尊重立法的终局决定，都要严格和全面按《基本法》办事。

    梁振英表示，相比其他主要社会的宪制性法律，香港《基本法》有两大特点：

    ——现代性，因为相当一部份参予起草、咨询和其他相关人士，包括委员、官员、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仍然健在，对起草各条文时的考虑，包括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记忆犹新；

    ——集体记忆：四年零八个月的起草过程，香港的传媒有密集式的报道、分析和评论，而草委会和咨委会的会议内容和咨询报告都相当透明，至今都可以翻查。

    梁振英说，“由于以上两大特点，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立法原意，不必凭字面猜度，更不应钻文字空子，用今天的话来说，确实是‘毋忘初衷’。”

    起草《基本法》回应港人顾虑

    梁振英表示，《基本法》还回应了起草时香港人对回归的大大小小顾虑。举例说，当时人民币在国际间并不流通，香港人担心回归后“一国一币”，出外经商留学旅行受影响，因此《基本法》第111条规定“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另外，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香港有人担心有关政策会在回归后在香港实施，因此《基本法》第37条订明，“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愿生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另一个例子是专业和执业资格问题，当时专业界担心在回归后，内地的专业人士如工程师、医生等，可以自由来港执业，影响到香港本地专业人士。为此，《基本法》第142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保留原有的专业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评审各种专业的执业资格的办法。”

    梁振英说，以上例子可以说明两点：

    一，“一国两制”的大胆构思和成功落实，证明了一国之内可以有两种发行制度不同、价值不同和流通方式不同的货币；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专业制度和执业资格；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法律和司法制度。《基本法》的起草和落实，验证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以实践的结果清洗香港和国际的疑虑；

    二，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长时间和全面考虑及顾及了当时社会各界的意见，巨细无遗地释除各方顾虑，确保后过渡期的人心稳定，为特别行政区的成立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