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图：陈士榘及其家人。

    人物小传

    陈人康（63岁）

    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曾在解放军第二炮兵任职，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

    杨秋华（65岁）

    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曾于解放军总参管理局招待处工作。

    退休后，有着军人情结的陈人康还是习惯穿一身军绿色衣服。

    他总说生不逢时。

    “当了个和平年代的兵，无法像父辈那样抗击外侮，叱咤疆场。”

    他的父亲陈士榘，28岁时参与平型关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年，决策、指挥和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各级指挥员，有278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3位、大将1位、上将11位、中将36位、少将227位。

    与声名显赫的父辈们不同，大多“将军后代”的经历如陈人康一样：读书、当兵、转业，在人生大多数时间中，默默无闻，少有关注。

    “虽然父辈间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但子女后来却很少来往。”陈人康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许多年后，那些来往甚少、年约花甲的“将军后代”们慢慢聚在了一起，通过讲课等不同形式，频频“发声”。

    陈人康说：“当发现今日社会正将父辈们的传统丢弃，正与他们的理想脱节。你就会明白，他们留给我们的，绝不仅有一个称谓。”

    每次见父亲被要求敬军礼

    1968年，16岁的陈人康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工程兵战士，父亲陈士榘正是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他并未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反而被要求做最艰苦的工作。

    “干的是建筑工人的活，每天在工地上用耙子搅拌砂浆，挑水泥。”陈人康也没什么抱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多数将军的子女都有相似经历。”

    他认为，这也来自老一辈革命家的意志，“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并不认为胜利的果实应由自己的子女享受。”

    对于父亲，在陈人康看来更像是上级。从军后，他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然后才叫爸爸。陈士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1984年，陈人康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后，以普通干部退休。

    陈人康说，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大多是将军后代。如今，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者，不到五分之一。

    随访问团赴日拍中日友好纪录片

    2012年，陈人康第一次去日本。

    年轻时，他在抗日电影里看到日本国旗，会恨得咬牙切齿。

    他关于抗战的记忆不仅来自父亲的讲述以及史料，更有“亲身”感受到的。1938年的午城井沟战斗中，陈士榘被日军炮弹炸伤，震裂的左耳膜使他落下终身听力残疾。

    陈人康称，家中原有很多父亲在战争中的遗留物品，包括缴获的战刀，使用过的4把手枪等，但这些物品已先后捐赠给博物馆、纪念馆。

    时代的变革让他在花甲之年迎来一个使命。

    2012年5月末，陈人康随《暖流》访问团前往日本，为中日建交40周年拍摄一部反映战后中日友好交往的大型纪录片。

    访问团团长为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50名团员几乎都是抗日将领的子女。

    “没有人能比我们的父辈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寄希望于通过那段不幸的历史让两国人民明白和平的意义，世世代代不再战。”谈及此次赴日，陈人康说他心情复杂，“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段屈辱和仇恨。”

    随访问团到了日本，看到街上的日本国旗，陈人康还是觉得不舒服。

    那一年，也正是钓鱼岛事件最受国人关注之时。尽管《暖流》因钓鱼岛事件而未公开播放，但陈人康认为，日本之行还是颇有价值，“拍摄途中认识了很多为中日友好长期甚至终生努力的人，理解了中日两国是近邻，维持和平友好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讲述父辈传统来教育党员干部

    早在《暖流》访问团赴日的前几年，一些115师及八路军将领的后人，已越来越多地走在一起。

    引领他们再次相聚的是突然萌生的各类军史、战史研究会和一些社团组织。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2012年6月，陈人康为主要创办人员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挂牌成立，他还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八路军研究会”。

    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杨秋华亦是这些社团学会的热衷者，其中参与次数最多的，是颇有名气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她已跟团天南地北参加了数十场演出。

    陈人康称，这些社团学会数量在近几年迅速增加，成员都是“将军后代”或是被大众称为“红二代”的特殊群体。

    这些“将军后代”频频发声的背后，是他们发现今日社会中，很多战争年代里的优良传统已被丢弃，“腐败、不公等社会问题屡见不鲜。”陈人康说。

    在“红军后代授课团”的课堂上，陈人康等人通过讲述父辈们的传统，来教育“下面坐着的党员干部”。

    有时会讲到贪腐，“真是深恶痛绝。我们父辈流血牺牲绝不是为了让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我们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陈人康说。

    “父辈们留下的精神烙印是艰苦奋斗。”陈人康却不断遇到让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他去某省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用警车开道，他去参观名胜景区，也一路警笛轰鸣，享受特殊待遇的陈人康心里不是滋味，“这太脱离群众了”。

    同样，“将军后代合唱团”也寄希望于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他。

    多年来，陈人康、杨秋华等人的课已讲出了名声，他们前往各地讲课，甚至讲进了中组部、讲进了中南海。

    更多的出席活动和前往授课的邀请电话不断打来，陈人康耐心安排，极少拒绝，“传承、宣讲，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他说。

    想为父亲战死他乡的部下立碑

    陈人康给自己讲课定下原则：不吹捧，不做结论，用细节还原历史，让听者自己思考。

    多年前，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现在来看，这些故事大多来自父亲的回忆口述和相关书籍。”陈人康发现，这些回忆和记录并不全面，“听父亲讲往事时我太年轻，很多问题当时没问清楚，而书籍资料大多经过筛选和审查。”

    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拾遗补缺，去解放军档案馆等地查看，找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讲述，让很多因特殊时代等原因遗失的历史，还原本来的面目。他说：“这些历史可能进不了历史书，但确实是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子女，我们有使命去补充这些历史。”

    在对父亲战争历史的挖掘研究中，陈人康还发现了父亲未竟之事。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奉命前往山东抗日，留下陈士榘率领一个补充团在山西，建立晋西根据地。

    补充团很快壮大发展成3个团，新兵多是山西青年，陈士榘担任晋西支队司令员。1940年，他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战场，“带着这支山西子弟兵一路打了过去”，陈人康研究发现，部队中不少山西籍士兵相继在途中和山东战场牺牲。这些战士大多葬在山东，但墓地长期无人祭扫，这些将士在山西的亲属后代并不清楚他们的下落，无法祭奠。

    他打算在两地间进行牵线联络，至少要先为这些战死他乡的将士立起纪念碑，“人是跟我父亲走的，这个使命理应由我完成。”

    杨得志将军之女杨秋华：

    带仨女婿上战场

    父亲引以为豪

    关于平型关大捷

    父亲不太喜欢讲战争往事

    新京报：父亲会时常提起平型关大捷吗？

    杨秋华：实话实说，几乎没有向我们提起过。他不太喜欢给我们讲战争往事，另外工作也太忙，有仗打的时候就一定有他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参加抗美援朝，年近七十还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平时白天上班，晚上约人谈事，只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能见到他。

    父亲晚年时弟弟为了能留些记录，让他讲了些往事。他的抗战岁月，我都是后来自己翻看回忆录、画册时了解到的。

    新京报：那他也很少能照顾到你们？

    杨秋华：他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行胜于言。1959年，他们跟着彭老总去东欧考察，回来时别的将军买望远镜等高级东西，他扛回来3匹布，做的衣服一直穿到我1968年当兵。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孩子们的供应粮不够吃，他的指标多一些，全让给我们。后来父亲生病住院，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肝炎。

    关于军人情结

    家里5个孩子相继当了兵

    新京报：看合影发现，你们一家人都当了兵。

    杨秋华：这是受时代的影响，再者我们从小跟着部队一起长大，有很深的军人情结，家里的5个孩子相继当了兵。这似乎是我理所当然应该选择的，除了当兵我再无其他的职业理想。

    新京报：在部队时，领导和战友都知道你父亲是将军？

    杨秋华：知道。但没有因为父亲给我任何特殊照顾，反而分配我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位于东营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军马场。百十里无人烟的荒滩，割草喂马，工作量很大，而且蚊虫叮咬得厉害，浑身都是包。那时感觉受不了了。

    新京报：没想过让父亲帮你调一个地方？

    杨秋华：没敢直接跟父亲说，向母亲写信时委婉表达了这个意思。后来母亲回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父亲的意见，不同意，让我坚持，别人能吃的苦将军的女儿也能吃。

    关于“将军后代”光环

    几次重大事件受父亲意志改变

    新京报：也就是说，“将军的女儿”只是个光环，其实没有让你因此受益。

    杨秋华：仔细想想，一生中肯定有因为父亲的面子，让我多多少少受到帮助照顾的事情。影响我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事件也受到父亲的意志而改变。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部队很多人都转业下海经商，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有次父亲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一起，明确告诉我们，只要他还在，决不允许我们离开部队，脱下军装。

    新京报：可你还是脱下了军装。

    杨秋华：1986年大裁军时，我所在的部队被纳入了裁撤范围。说实在的，马上就要授衔提高待遇，谁也不想被裁，很多战友都托关系求人，有部队的高级领导来问过我，如果不想被裁，他可以帮忙调动。

    饭桌上我对父母说了这事，晚上就被母亲叫到房间，转达父亲的意思：有人愿意帮我是因为他是解放军总参谋长，但这次裁军他是主要负责人，连自己女儿都走关系别人还怎么裁。

    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但可以感觉到，我们离开部队，父亲其实是失望而无奈的。

    新京报：父亲是否说过，他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

    杨秋华：没有明确说过，也许是受到信仰和时代的影响，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子女，生活和工作一切响应国家的号召，听党的安排，我们家也是这样。

    但其实他心里还是希望子女中有人能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可惜5个孩子里4个是女儿。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把3个女婿带上了战场，并引以为豪，招婿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