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赵县的赵大姐愁眉不展，25岁的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她的心里总是压着一块大石头。曾经相过一次亲，女方开口要15万元彩礼，家里拿不出这笔钱。48岁的赵大姐无奈到北京做家政，帮儿子攒钱娶媳妇。

    “现在的姑娘太金贵了，开口就是三斤一响。啥三斤?一百元的大票要称上三斤!一响就是还得买辆车，房子就不用说了，哪少得了?!”赵大姐说。

    据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了解，河北等地农村近几年彩礼上涨得很快，从五年前的不到十万涨到现在的十五万甚至更高。

    不菲的彩礼再加上新房等其他投入，娶一个媳妇往往会耗尽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而对相对贫困的男性来说，只有一条路——打光棍。彩礼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光棍村开始出现。

    畸高彩礼和光棍村的背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姚美雄判断，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发。

    性别比失衡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的性别比失衡呢?一般来说，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由于移民比例很小，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在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达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达121.18。尽管自2008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

    国家卫计委在今年初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整体水平依然偏高，其后果已经显现，风险进一步聚集和扩大。

    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光棍危机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光棍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推算，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万。

    “婚姻挤出”很形象地显示了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刘燕舞在河南、湖北、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光棍率自80年代中后期至今逐渐加剧上升。此外，光棍大部分集中在农村，有些贫困山区，甚至出现了光棍村。

    姚美雄告诉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男女性别比失衡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所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证实，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的确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

    2014年11月的一天，河北邯郸数十名越南新娘集体逃跑。警方侦查后证实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跨国骗婚案。每一个逃跑新娘的背后都是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家庭。这只是近年来不断增多的骗婚案中的一个。

    风险还远远不止这些。长期进行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的李树茁提出警告，性别比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可能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对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到位。

    天平为何倾斜

    性别比失衡带来的风险巨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要找到解决方案，首先要回到原点，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原本比较平衡和稳定的人口性别天平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今年初召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运行的罪魁祸首就是性别不平等，群众生育观念落后，男孩偏好仍然严重。

    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难辞其咎。”黄文政说。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如果仅有性别偏好，父母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选择性别的目的。但是当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出生性别比的畸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人口普查与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出15.7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了生育政策限制对出生性别比的强烈影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执行“一孩半”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不再“失踪”的女性

    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每年卫计委都会联合各相关部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活动，力图阻止那些企图选择性别的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达到目的。

    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曾经在江苏北部农村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医院畏惧惩罚不敢明明目张胆做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个B超鉴定性别是很习以为常的事。

    至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更加难以监管。没有任何一个意图堕掉女胎的孕妇会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目的。由于终止妊娠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怀孕后被认可的处理措施，孕妇只需告诉医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顺利堕胎。

    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儿生命的意识依然没有普及，对很多人来说，堕掉腹中胎儿并没有很大罪恶感，更何况是为了性别选择的“合理需要”。

    根据历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为2.7亿人次，若加上数量可观的药物流产，总的流产数量令人叹为观止。

    针对前文所述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大因素，梁建章表示，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认为，消除重男轻女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难以一蹴而就。而性别比严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他认为，最可行、见效最快的对策是放开生育限制。

    在人口学者何亚福看来，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堕胎之所以被中国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为没有把胎儿当作拥有生命权的个体来尊重。但在具体法律法规当中，对于胎儿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出生的胎儿没有公民权力。而《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继承法》更明文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

    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若不改变，会令中国蒙羞。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组织、每位公民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