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腿妈妈

    看到澎湃新闻记者来采访，南京军区总医院内科楼52病区14床（加）病房外瞬间围拢不少人。不一会儿，刘燕（化名）穿过人群，走进病房后，又把门关上了。一位病友低声说：“前两天，比这些人还多。”

    刘燕不会想到，在超市偷了一只鸡腿和一本三字经——这个令她“难堪”的行为，竟意外改变了她的命运。

    就在记者采访3天前的6月1日，一则“最心酸儿童节礼物——母亲偷鸡腿给生病的女儿”的新闻，让36岁的山东人刘燕成为焦点人物。报道刊发两小时内，来自各地的爱心捐款超过30万元，一天后，刘燕患有肾病综合征的女儿大丽（化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

    很快，舆论出现反转：有媒体暗访超市销售员，试图揭秘刘燕是“惯犯”；也有媒体披露大丽并非刘燕亲生。

    但几天来，爱心人士的关注热度丝毫不减：很多人打电话给刘燕，希望直接捐款给她本人；不少人跑到医院来看望她们母女，并带来了礼物和救助金；还有人打电话给救助刘燕的民警潘顺群，希望转达和刘燕结婚的愿望。

    另一边，正在江苏盱眙县某村废品回收站收废品的刘霞（化名）一家，却为妹妹突然的“出名”而苦恼。“就算再难也不能去偷。”刘霞说。这些天，接二连三有记者过来，刘燕的姐夫有些不高兴，“已经影响到家里的孩子了，我们去学校接小孩，也被人指指点点的。”

    “偷鸡腿妈妈”：我不想再说了

    刘燕穿着前几天新闻照片上的那件红色格子衬衫，扎着马尾。她看起来很忙，一会儿去医生办公室，一会儿又去药店拿药，女儿大丽住在内科52病区14床（加）病房。因为怕孩子被细菌感染，房门给关了起来，记者们都很耐心地在一旁等待。

    8岁的大丽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姐姐。她的身高看起来只有普通5岁左右儿童高，脸颊和四肢都异常肿大。刘燕对澎湃新闻介绍说，大丽姐妹一岁半时被发现患有肾病综合征，无法正常排尿，许多食物也要忌口，每天要吃十几种药。

    过去三年，刘燕经常带着女儿来南京看病，有时隔一个月就要来一次。因为住院太贵，她就带着女儿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附近的地方租房住。2014年初，与丈夫离异后，刘燕在江苏帮姐姐家的废品收购站分拣垃圾，“一天大概能赚三四十”，而孩子一个月的医药费就需要3000多元。

    南京军区总医院儿科主任夏正坤介绍说，大丽这次发病是由于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诊断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不排除孩子病情发展成尿毒症的可能。

    夏正坤说，像大丽这样的情况，发病期一年花费3万－5万元， 恢复期需要2万元左右。

    据山东媒体报道，从2014年初离婚开始，刘燕母女三人享受低保，当地乡政府为两个孩子申请到困境儿童补助，母女三人每月的补贴总共为750元。刘燕已经加入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在40%左右，但她的医保关系在山东，需要在江苏、山东两地往返办理医保手续。

    此前，刘燕租在医院附近一间2平米左右的小屋，除了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只能留下一个人行走的空间。这个小屋一天租金30元。过去一周为了方便女儿看病，她问亲戚借了3000多元在这住着，一周花下来只剩下三四百元。

    而现在，她窘迫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

    大丽住进医院的当天下午，南京军区总医院儿科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她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治疗费用情况。

    由新浪江苏和现代快报发起微公益、天使妈妈基金会认领的“最心酸儿童节礼物”捐助项目，从6月1日下午5点多到晚上8点多，共有1.6万人次捐款，捐款金额超过30万元。另外还有爱德基金会为母女募集到了7万多元，民警潘顺群也为她们募集到3万多元。虽然线上捐助平台已关闭，还有许多爱心人士线下在继续捐助。

    4日下午6点，许多媒体都散去了，一位肩挎黑包的男人，走进了大丽的病房。男人看起来有些拘谨，手里抓着一个白色信封。他走近刘燕，对她说了几句话后，递过了手中的信封。刘金燕接过信封，突然加大声音说：“非常感谢南京正能量，谢谢你们对我和孩子的关心和帮助！”

    信封里装的是爱心款，男人不愿意吐露更多，待了几分钟后就走了。记者坐在床尾的凳上，突然听见稚嫩的声音问：“采访得怎么样啊？”大丽的苹果脸并没有往这边转。

    “媒体过来了很多很多。”刘燕列举了几家媒体，都是江苏的和山东的，她接着说，“他们问我怎么住进医院，怎么得到帮助的，孩子的治疗情况……媒体那么多，问了一遍又一遍，老是问来问去的……”

    “媒体一拨拨的来，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些烦？”记者问。

    “我认为这些媒体非常热心，没有他们的报道……”刘燕突然停顿了几秒，接着一字一句地说，“也许我们得不到那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隐私不想说？”

    “有些我确实不想说，但是我想想也没什么，比如说孩子的身世啊……”

    “你开始没有说孩子的身世？”

    “嗯。孩子还小，还不想让她知道。”

    “她现在知道了吗？”

    “她现在还小，还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

    “这个不想说？”

    “嗯。”

    病房突然变得很安静，连床上的大丽也不说话了。刘燕突然站了起来，沿着角落的水果篮和牛奶盒，走到大丽在床头说：“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也说到这儿了。其他媒体来，我也不想再说了。”

    随后她又补充说：“以后你们愿意关注呢，关注我的后续吧。后期孩子的费用如果不够，我还要找你们呢，还要找你们这些媒体……”

    同病区“尿毒症”家庭：求求报道我们吧

    “求求你们把我们的事向媒体报道。”同在这家医院的内科52病区，王玉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澎湃新闻记者。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母亲和刘燕一样，有两位患严重肾病的女儿。

    12岁的朱鸣头上扎着一把马尾，脖子上插着一条管子，连接着右边一米高的机器。“那是水，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循环把毒素带出来。”王玉琴指着边上的那台机器说，“以后就要靠这个机子活了。”

    王玉琴有两个女儿，朱鸣是第一次做透析，19岁的朱咏梦已经透析了两年。“姐姐每星期要透析两三次，透得她现在都没有尿了。”说起两个女儿，王玉琴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最开始发病的是姐姐，6年前出现手脚抽筋。王玉琴给她买了很多中药，还买了不少钙片，但一直没有带她去做检查，“我以为是月经不调引起。”王玉琴说。

    2012年3月，王玉琴带着15岁的朱咏梦，到安徽郎溪县人民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她“两个肾全部都坏了”。当天他们又来南京军区总医院复查，“这边医生把我骂了一顿，说孩子病得这么重才来看，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朱咏梦得病后，就不再去学校了。两个月后，妹妹也查出肾病综合征。“2013年，大的开始透析，小的一直保守治疗。这次朱鸣突然呕吐，吐了好大一盘血……以后她们都要靠透析了……”

    王玉琴的丈夫是瓦工，天一下雨就不能外出干活。大女儿透析了两三年，按规定透析三个月后可以进入大病医保，报销比例在85%，费用负担会轻一些。但小女儿还不够大病医保条件，异地报销比例只有30%-40%。两个女儿治病前后已经花掉了40多万。这样撑了三四年，实在撑不下去了。两个月前，侄女帮他们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王玉琴翻开手机，打开众筹的页面，一边递给记者一边说，“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发动亲戚朋友捐的，网络上的人谁相信你啊……”上面筹款额为20万元，但直到众筹结束，他们一共才筹到两万多块。

    “大家给（刘燕）这么一捐，对其他家长影响很大。”医院的中午来得特别早。午休之前，管床医生张越（化名）把记者拉到边上说，“就像你们第一天来救助她时，那个父亲和母亲（王国华和王玉琴）在那里哭。那么多年坚持下来，他们两家也扛得很累。”

    “我看一堆记者过来，都来采访他们一家。”那位叫王国华的父亲说，“比她孩子严重的很多，人家家里情况也不好，站在边上看着你们给她钱，你说人家心里难不难过？”

    自2007年查出肾病后，王国华的儿子王新宇一直吃药治疗，上个月转变为尿毒症，如今进入了透析阶段。治病6年来，他们花费了30多万，因为是江苏本地人，省内新农合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0%。但许多进口药价格高，又不在报销范围。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肾移植可能最有效的治疗方案。但一来肾源紧张；二来肾移植又有一笔20-30万的费用。在没有找到配型合适的肾源之前，透析好比是没有尽头的黑洞。

    “就是我们没有偷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嘛？”身处困顿之中的王国华不知该怎么办。

    王新宇目前处于一级护理中，白天晚上都有护士看守，王国华只有吃饭时间才能进去看他。上午11点，有人推着推车来卖饭，王国华给儿子打了一份。“25块钱，包括早餐中餐和晚餐，只有小孩定了一份。”门口有两个护士守着，王新宇穿着一件格子衣服，很安静地坐在床上吃饭。

    因为晚上不能进监护室，王玉琴就睡在走廊尽头的角落。上面垫了一张毯子，旁边有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被子枕头。离她约一米远的距离，王国华同样垫了一个毯子。天色暗了下来，还没开灯的走廊，已经有些看不清人影。

    医护人员：希望社保完善，“不只帮她一人”

    6月7日，江苏盱眙县，刘燕的姐姐刘霞家在废品回收站里，几乎要被堆积如山的塑料瓶淹没。

    自从孩子查出肾病后，刘燕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姐姐家，一边带孩子一边收废品。大丽小丽也在盱眙读书，只有暑假才回老家山东。

    小丽（化名）说话很像大丽，刘霞说，她成绩好，考试数一数二，而大丽身体不好，经常不去上课，成绩就差点。

    “她（刘燕）确实不应该偷鸡腿，就是没有钱也不该偷，她做得不对。”刘霞说。正是中午，小丽背着书包去上学，看到记者后飞快地跑开了。

    这几天，一直有媒体来采访。“已经影响到家里的孩子了。学校搞得沸沸扬扬的，去学校接小孩都不敢走近，年纪大点的人还指指点点的。” 刘燕的姐夫很生气地说，“上次还有人过来拍，把小孩也拍进去了。”

    刘霞每天都跟妹妹通电话说下两边情况。她心里有些矛盾：“我知道媒体也是在帮她（刘燕）。”

    “前天（6月3日），大丽妈妈说有十几万，都是爱心人士捐给她的现金，这几天可能还有人送过来。”在医院病房，护士长徐敏说，很多人希望改善她们的生活，还有好多人想帮她找工作。

    “我觉得爱心是好事，关键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儿童的医保政策和有关爱心救助基金。”徐敏感慨，按照医保政策，本地就医可报销80%医药费，异地的只能报销30%到40%，而且很多进口药、营养药不能报。

    “比她苦的累的多了去了，你们捐款真的捐不过来。”管床医生张越说，“我们之前还遇到母亲看不起病，把生病的孩子遗弃在医院的。那个孩子是先天性肾病，妹妹也是肾病。母亲直接把孩子丢在医院，留下假的身份证和电话就跑掉了。当时我们医院发起捐助，但捐到一万元就没有了。你说这样的孩子要不要帮？就像那天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吗’，（如果）大家有了这样的导向，我觉得整个社会上的问题都出来了。”

    “偷鸡腿妈妈事件需要反思，但不是去质疑捐助者对小偷同情心泛滥，而是去思考：是什么让一个孩子的妈妈成为小偷？”6月3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偷鸡腿妈妈犹如社会保障体系的漏网之鱼，所幸她和她的孩子能被社会互助这张网暂时兜住。”

    “我希望不只帮她一个人。”儿科主任夏正坤说，“希望政府能够有统一的基金放进来，我们再去申请评估，帮助更多肾病家庭”。

    经过刘燕的事件，天使妈妈基金会更着重“新肾”基金项目，基金会负责人沈利说：“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已经救助了十几例，这一次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