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干部挂职云南扶贫:守好贫困群众救命钱

    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夹山村村民以前过河出行时，只能靠四根松木搭成的小桥。2016年11月6日，河上建起了混凝土“爱心桥”。新华网张道营 摄

    新华网昆明5月17日电（张道营）初夏的南国，暖风吹拂，草木葱翠。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文山州），也已繁花盛开，涌动的浓浓绿意不断向天边延展，仿佛要迎接远道而来的“娘家人”。

    5月9日至11日，“‘看得见的正义’涉农扶贫检察官在行动”中央媒体采访团深入文山州西畴、富宁两县，采访当地干部群众，了解最高检挂职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点滴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据介绍，最高检与文山州的缘分已经连续了20多年。1995年，最高检定点帮扶文山州西畴县；2015年，最高检又承接了定点帮扶文山州富宁县的任务。

    22年来，最高检先后派出21名扶贫挂职干部，6名支教干部。如今，最高检挂职云南西畴县委副书记时磊、最高检挂职云南西畴县瓦厂村第一书记冀永生、最高检挂职云南富宁县委副书记廉士兵、最高检挂职云南富宁县格当村第一书记秦西宁，接过前辈的旗帜，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奋勇向前。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掌握第一手信息

    从城市到山村，从机关到基层，如何尽快融入一线工作，是每位扶贫挂职干部均需经过的第一道关口。

    正如秦西宁所言，对农村的了解十分有限，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刚到格当村时是“两眼一抹黑”，得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北方人的时磊还经历了饮食关。记者在他的住所看到，客厅开辟出的一小块厨房里堆放着面粉、发酵粉等做馒头的原料，时磊笑着说：“包过几次饺子，冰箱里还有上次做的馒头。”

    正说着，时磊从冰箱里拿出了外观并不怎么好看的长方形馒头，“早上把馒头热一下，就去操场锻炼，一天精神饱满。”

    冀永生则向记者表示，刚来西畴县时一直吃不惯这里的水煮菜，不加盐，直接把菜或瓜放锅里煮了吃。有时，学着煮点菜，细细嚼下来，慢慢回味，会稍微有些菜香和甜味。

    饮食关对挂职干部来说只是小事一桩，扶贫工作该如何抓，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问题。

    四位挂职干部不约而同地向记者提到，首先要深入一线，掌握基本信息，包括当地的优势、劣势及扶贫对象信息等。

    掌握信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秦西宁说：“因为工作压力大，刚到的头三个月基本没睡过囫囵觉，经常半夜三点醒来，然后就再难入睡。”

    秦西宁向记者讲了个小故事。2016年临近春节时，他到当地朋友家去吃“杀猪饭”，很多乡亲聚在一起，场面很热闹，但他们说的当地话秦西宁听不太懂。尽管在礼节上老乡们已经很照顾他这个“远方的客人”，当他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望着群山深处的落日，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苦和累都不算什么，害怕的是辜负百姓的期待。”秦西宁说。

    而在短暂熟悉相关情况后，2016年1月12日，冀永生走访了第一个村寨，当地的穷困程度令他触目惊心。他向记者回忆，那天除了偷偷流眼泪就是不停地给大家发烟。

    让冀永生想不到的是，更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2016年3月22日，他下乡时乘坐的汽车出了状况，刹车失灵，多亏工作队员反应快，及时拉手刹才避免冲出山崖。从那一刻起，冀永生心里生了个念头，“要跟瓦厂村拴在一起了”。

    通过扎实的调研，挂职干部掌握了真实的一线信息，为制定脱贫攻坚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比如，秦西宁介绍，格当村的安全饮水提升工程，正是从群众口里得知山洞下有地下暗河，工程队才顺利找到地下水源，饮水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咬定青山、稳扎稳打 脱贫攻坚“不忽悠”

    脱贫攻坚是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百姓的庄严承诺，干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按时脱贫。

    最高检挂职云南文山州的四位干部，在掌握当地信息的基础上，精准制定政策，稳扎稳打落实，让当地的致富路子越来越宽。

    采访中，时磊常常把“落实”两字挂在嘴边，他说：“各项扶贫政策措施关键在落实，不能当只会‘忽悠’的干部。”

    时磊结合云南西畴县定点扶贫经验撰写的论文，在国务院扶贫办征文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他将扶贫经验总结为“四个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难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启发觉悟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坚持当前脱贫与断代脱贫相结合。

    时磊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文山州西畴县夹山村村民以前过河出行时，只能靠四根松木搭成的小桥。村民杨应普回忆，曾有两名村民被洪水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在时磊、冀永生的协调下，2016年11月6日，这条曾经吞噬过村民的河流上建起了混凝土“爱心桥”。据介绍，这座桥可通行10吨重的车辆。

    村民杨玉泉站在建好的新桥边，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去县城得走3个小时的山路，一发洪水，啥都运不出去。现在骑摩托车20分钟就能到县城，再也不用担心粮食卖不出去了。”

    时磊还介绍了下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打算，“我们正积极与业务部门协调，采取上级多拿一点、社会捐助一点、企业垫资一点、群众自筹一点、最高检投入一点，力争在2017年底将600多公里的自然村道路全部硬化。”

    记者在从西畴县城到瓦厂村采访的路上看到，不少挖掘机正在进行修筑路基的前期施工，村民们用以出行的土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变成柏油马路。

    廉士兵则看到了富宁县经济总量较小、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他归纳为“五大难题”：基础设施薄弱是最大瓶颈、县级财力有限是最大困难、产业发展滞后是最大短板、贫困人口素质偏低是最大障碍、因病因学因灾致贫返贫是最大诱因。

    在明确“五大难题”的基础上，廉士兵围绕机制制度、精准扶贫、路网改建、口岸升级和港口建设、危房改造和易地搬迁、产业发展、生态补偿、电子商务、美丽乡村、教育培训、文化扶贫、社会救助兜底、人才培养等13个方面来谋划帮扶措施。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在廉士兵的扶贫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将教育看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家庭命运的“法宝”。他积极协调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让富宁县全体师生免费共享中小学教育联盟网优质教育资源。

    廉士兵在5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格当希望小学捐赠仪式上介绍，“在已开通富宁、西畴中小学教育联盟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使文山州8个县（市）师生免费共享人大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格当希望小学上六年级的陶权文望着操场上摆放的新电脑显得十分高兴。教一年级的刘老师也欣喜地向记者表示，以前只有操场左右两边的矮房子，更别提电脑了。

    立足专业、补实漏洞 检察官扶贫显优势

    “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人口掉队”并非易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形成有各种原因。然而，确保到2020年现行扶贫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一项庄严的承诺，必须没有水分地完成。

    随着扶贫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项目与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让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剥夺。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干部熟悉法律规定，在脱贫攻坚中的优势不小。

    “扶贫资金监管要严格，得建好‘防火墙’，尤其不能出现职务犯罪。”时磊下乡调研时常常讲如何使用扶贫资金，会讲清哪些环节容易出题，“要让干部警醒，不能让百姓的‘救命钱’出问题。”

    廉士兵也将扶贫资金看作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作为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选派的扶贫干部，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现象？廉士兵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检察干部可以从强化宣传教育、扎紧制度笼子、发挥检察作用等方面入手。

    廉士兵介绍，他们邀请省州检察系统专家到富宁县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讲座；利用到县直单位、乡村调研的机会进行政策法规宣传，以最高检通报的查办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把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与干部任职培训、岗位培训相结合，增强预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年来，共开展职务犯罪警示宣传教育74次，受教育人数1600余人，收到较好的预防效果。”廉士兵说。

    而制度建设是预防扶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的治本之策。廉士兵向记者介绍了富宁县的做法，“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督促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监督扶贫资金正确使用，指导发改局、财政局、扶贫局等相关部门完善规章制度，健全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在防范机制程序上下功夫，扎紧制度笼子，使有贪念的干部无机可乘。”

    具体到检察职能作用的发挥，富宁县大力支持检察机关针对重点部门、关键岗位、重要人员开展经常性职务犯罪宣传预防，特别是加大对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惩治力度。

    “还查处了一批案件，收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有效保障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廉士兵补充道。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背景，也让冀永生在扶贫工作中收获颇多，他讲述了自己的体会，“2016年5月，我们全程参与了瓦厂村两委选举，抱着选票箱走山路、过独木桥，让百姓在家里投票，群众真心实意地选举自己的当家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真正的民主精神在瓦厂村得到了完美诠释。”

    “扶贫改变的不仅是贫困地区，还包括我们自己”，冀永生这位受过多年法学教育的最高检挂职干部在扶贫日记中写道。

    在文山州三天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最高检的定点扶贫却将继续下去，检察官们的心血与热情就如路边倔强的小花，将湛蓝的天空映衬得格外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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