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绍兰与儿子罗善学。（本报特派记者 冯芃摄）

    编者按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她们曾在日军魔爪下受尽非人凌辱，她们的苦难也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道深深疮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慰安妇”幸存者越来越少。就在记者发稿前一天，8月12日晚，又一名“慰安妇”幸存者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

    历史不容遗忘，真相惕励世人。今年6月份开始，本报记者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对全国范围内“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进行走访慰问，给她们送去温暖关怀，也通过她们的口述“抢救”历史的记忆。今起，本报推出“探访慰安妇 幸存者”栏目，讲述她们的悲惨经历，记录她们的生存现状，希望悲剧永不重演。

    从广西荔浦县城出发，车子沿着山路开半个小时，便来到了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今年97岁的韦绍兰拄着半截竹竿，佝偻着腰招呼记者一行坐下。她个子矮小、骨瘦如柴，一头白发在脑后梳成一根小辫。现在韦绍兰和大外孙武春华一家住在一起。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韦绍兰一直沉默着，两眼无神地发着愣。良久，她才哆哆嗦嗦开了口：“我伤心啊……到现在还经常做噩梦。”

    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广西省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韦绍兰背着女儿遇上了日本兵。 “我想逃跑，但背孩子的背带被刺刀挑断了。” 韦绍兰说，刺刀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日本兵没有杀她，而是把她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关进了一间房子，用另一种方式折磨羞辱她。韦绍兰记得，一开始她不从，日本兵很生气，把刺刀对准她的女儿，韦绍兰只得脱了衣服。和她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五六名妇女，日本鬼子让她们都换上日本军装。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有时一个人在一个房间，有时几个人在一个房间，她们每天要被强暴五六次。“女儿跟着我，为防止孩子哭声打搅，有的日本士兵会带几块糖块。”

    3个月后，侵华日军放松了对韦绍兰的监管。一个凌晨，韦绍兰借故上厕所，背着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两天后终于回到家。本以为逃脱了侵华日军的魔掌，噩梦结束了，没想到这个噩梦却缠上她一辈子。没过多久，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算了时间这孩子不是丈夫罗巨贤的，但韦绍兰的婆婆做主留下了孩子。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这个孩子出生，取名罗善学。

    如今罗善学已经72岁，他赤着脚在房前屋后忙来忙去。闲下来后，就坐在小板凳上抽烟。罗善学回忆说，他很小的时候，村里的小孩就喊他“日本崽”，一起玩时，也总是欺负他。为什么自己被叫“日本崽”？罗善学问母亲，韦绍兰不回答，只是哭。后来他在一次父母的争吵中听到，自己不是父亲“田里的苗”。大概10岁左右，罗善学和大伯一起放牛，大伯讲了他母亲被日本鬼子抓去3个月后生下他的经历，他似懂非懂。后来渐渐长大，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我恨日本人，这个坏名声我背得好苦……”罗善学说，因为这个坏名声，他从小在外遭受排挤，在家不被重视。小学三年级，他就辍学在家务农，幼时患眼疾未得到及时治疗变成“斗鸡眼”。还有一次，生病了没钱治，他就偷偷喝了农药，结果没死成，被邻居救了回来。早年，有人给他说过6个对象，对方一听说他是“鬼子”后人，全都不愿嫁。这些年，罗善学早已心灰意冷：“我这辈子就是这样，早完了。”

    母子两人都同样的苦命，但韦绍兰却一直坚强乐观地活着，她说：“只愁命短不愁穷，只要命长，再苦再穷也不怕。”她的外孙武春华告诉记者，老人现在每天6点就起床，一大早就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然后洗衣服。吃过早饭后，她会到村子里溜达一圈，她极少跟外人说话。韦绍兰说：“活着好啊，苦是苦，但我没想过死，要把每天都过好。”

    [人物档案] 韦绍兰，97岁，广西荔浦人。1944年被侵华日军强掳成为“慰安妇”。韦绍兰是目前中国唯一带有日本血缘孩子且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个孩子叫罗善学，今年已经72岁，终身未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