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放军26年148上将:副总参谋长最多 山东籍居首
年龄结构,平均62.6岁
148名新上将授(晋) 衔时的年龄分布,总的趋势是首批年龄偏大,往后逐渐有所降低,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段。
第1批17人,平均年龄69.18岁。其中70岁以上的10人,占了58.8%,最大的洪学智75岁;60岁至69岁的6人;59岁的1人(迟浩田)。
之后,各批晋升上将者,除第3批中有一人因特殊情况71岁晋升外,其余130人晋升上将时的年龄,都没有超过65岁。第2至第4批29人,平均年龄63.69岁。其中第2批6人,平均63.67岁;第3批19人,平均63.79岁;第4批4人,平均63.25岁。第5批10人,平均年龄6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64岁。
第6批至第20批92人,平均年龄61.1岁。其中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56岁(徐才厚);60岁以上的75人,59岁以下的17人,分别占81.5%和18.5%。
开始几批上将年龄偏高,有一定原因,笔者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是,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时,全军高级将领的年龄普遍偏高。解放军总政治部1984年颁发的《关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七年规划》,对“大军区、军兵种、科工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提出的规划是,“前两年(到1985年底以前),要增加60岁以下的同志;后五年(到1990年底以前),军政一把手,一般不超过65岁,班子中60岁左右、55岁左右和50岁左右的干部要各占一定比例”。说明当时这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中,还缺乏“60岁以下的同志”。当时,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已经74岁,1987年76岁时卸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已经70岁,1987年73岁时卸任。1988年授衔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某些大单位中,适当保留若干名70岁以上身体强健的将领,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需要,它有利于搞好传、帮、带,更好地传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1992年10月,张震已经78岁,邓小平当面指示他“还可以干一届”,以便“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于是,张震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83岁时卸任。
二是,从中将中选升上将的工作似乎开始得晚了一点。1988年首批上将军衔授予以后,到1993年才开始从中将中选升上将,时间相隔了5年。从表面上看,这是造成1993年和1994年两批晋升上将者,平均年龄达到近64岁的重要原因。军衔晋升制度不健全,晋升时机不适时,就会影响其生机与活力。解放军1955年至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期间,所授1057名将官(包括1955年9月以后补授的19名少将、中将、上将)中,没有一名获得过晋升,形成一潭死水。第一次军衔制度生命的终结,除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是主要原因以外,军衔制度本身更新机制不健全,致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对军队建设起不到积极作用,影响了衔级制度生命的延续,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军龄结构,开国前入伍者占28%
148名新上将授(晋) 衔时的军龄(包括参加党的革命工作,简称“工龄”)状况,总的趋势与年龄情况相仿,首批授衔者军龄较长,往后逐渐有所缩短,从第7批开始,入伍42年左右晋升上将者居多。现按革命阶段,将148名上将参加革命工作的时期分别统计如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俗称“老红军”)的11人。军龄最长的59年,最短的51年,平均56.9年,都集中在第一批授衔者之中。其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3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向守志、万海峰等7人;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人,为李耀文。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俗称“老八路”) 的14人。平均军龄49.7年,分布在第1批至第3批授(晋)衔者之中。他们是:第1批迟浩田、杨白冰、徐信、刘振华、王海;第2批张万年、朱敦法;第3批杨德中、周克玉、王克、李来柱、张太恒、宋清渭、李九龙。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6人。平均军龄47.5年,分布在第1批至第4批授(晋)衔者之中。他们是:第1批赵南起;第2批于永波、傅全有、张连忠、曹双明;第3批徐惠滋、李景、王瑞林、戴学江、李文卿、谷善庆、曹芃生、固辉、李希林、史玉孝;第4批王振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军(工)龄最长的49年,最短的28年,平均42.6年,分布在第3批以后的18批晋升上将者之中。据对2000年至2013年共14批90名晋升的上将统计,每批晋升时的军(工)龄大体相当,一般在42.5年左右。看来,今后在不采取特殊举措的情况下,这个军(工)龄段,很可能成为我国上将晋升时的客观实际或组织上的掌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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