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生产力

    反腐与改革，已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政以来出现频度最高的两大关键词，被视为此番新政的“一体两翼”。反腐指向制度改革，反腐为改革清除障碍的逻辑已经明确。

    4米多高的灰色砖墙包围着两栋高层灰黑色建筑，大门口没有挂招牌，24小时有武警站岗。这是一座看上去一片平静的大院。

    它就是“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中国反腐中枢：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地。两年来，一场反腐风暴横扫全国，这里就是风暴眼。

    大院里每一个人都显得有些忙碌。于军(化名)昨晚才从外地赶回，刚在办公室坐下又接到新的出差任务。“两年来，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办案，周末、节假日很少休息，加班加点是常态。”于军尽显疲惫。

    事实上，中纪委在高频率办案时，经常感到人手紧缺，以致还不得不向其他部委及地方借调人手。于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办案仅仅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要纠风治乱，推动各项改革，建立源头治腐制度机制。”

    反腐与改革，已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政以来出现频度最高的两大关键词，被视为此番新政的“一体两翼”。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开幕会并作报告。中纪委书记罕见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反腐败自然成了本次政协常委会的会议主题。

    在回应政协常委们的现场提问时，王岐山表示：在每天公布案件、打苍蝇老虎治标的同时，治本实际上已在推进。治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进制度性建设中，除了中央八项规定的执行之外，比如公务员薪酬、报账制度也都在抓紧修改。

    “反腐是改革的重要一环”

    就在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前一天，8月24日，中纪委通报一周“拍蝇”成绩单。2014年8月18日至24日一周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53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通报显示，这153件问题中，主要以官员违规公款境内外旅游、违规为家属办“生日宴”、“升学宴”、“婚宴”和公务机构违规发放补助、及私藏小金库等问题为主。

    上述算是中纪委日常的热身动作。事实上，中纪委真正重拳出击、追打的是堪称大小“老虎”的贪腐高官们。坊间称行政级别在副省部级以上，贪腐涉案金额较高的官员为“老虎”。

    8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工作组第19次会议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黄树贤公布，自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至今，已有40多名涉嫌违纪违法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处。

    这40多人的“打虎”名单，包括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原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等。

    8月23日，中纪委又在一日之内带走了陈川平、聂春玉两名山西省委常委。

    从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截至今年8月28日下午4时，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官员共602名。仅在2013年，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干部就达18.2万人，2014年上半年则有8.4万人。

    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燕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3年以来，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原因是深刻认识到现有体制对改革的约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上海调研之后，已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束缚。因此，习近平及其班子才会在2013年度继续加大反腐力度，而不是点到为止。

    反腐指向制度改革，反腐为改革清除障碍的逻辑已经明确。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腐败不但会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新一轮改革是以什么开始的？是以反腐败开始的。”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看来，反腐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一环。改革不能停，反腐当然也不会停；改革有多难，反腐就必须有多坚决。

    反腐与改革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习近平新政的“一体两翼”。

    这次反腐和以前不太一样，它指向的是整个政治结构的重整，因为一个被腐败侵蚀的政治结构已无法承担新的历史重任。因此众多政经观察人士表示，接下来反腐在“打虎拍蝇”上将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疾进。

    在8月2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当被问到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还有没有更大老虎时，王岐山笑而不答，再被问到是不是“你懂的”时，他笑说“以后你就慢慢懂”。

    腐败的经济账本

    孙立平教授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表示，我国改革开放30年，腐败进入易发多发期，权力和市场的媾和，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个人认为将反腐败作为这次改革的启动点是对的，因为它面对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这堵墙。现在不打掉这堵墙，别的无从谈起。”孙立平说。

    这堵墙异常坚固，已成为阻碍我国改革的最强大力量，而且正是当下中国各种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刻根源。

    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在日益增员的“打虎”名单里，有很多人身依附和裙带牵扯。特别是7月29日政法领域顶尖级人物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消息公布后，一个庞大的裙带利益共生链条也浮出水面。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仅中石油系统的就多达十几人，政法委、公安部、国资委、海南省、四川省等部委和地方近30位官员落马。

    从目前揭露出的贪腐案件看，有超过1/3和煤炭、石油等能源产业相关。与国家经济命脉息息相关的能源产业，事实上成了贡献“老虎”的高发地带。在诸多被打的大老虎当中，与中石油密切相关的有蒋洁敏、刘铁男、郭永祥、李华林等多名贪腐官员们。

    尽管中纪委回复时代周报记者，上述贪官的贪腐金额尚未完成符合公开发布的流程。然而，时代周报记者通过统计累加中纪委公布的公开数据、提起公诉的相关检察院的公诉涉案金额，以及国家发改委、中石油等涉案官员原属的工作单位的内部通报数据发现，能源系的贪官涉案总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亿元，甚至可能更多。其中仅与中石油一家相关的贪腐涉案金额就高达1020多亿元，这一数字几乎是2013年国资委直接监管的113家中央企业利润总额的10%。

    国务院国资委1月22日发布的公告称，2013年度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

    中石油2013年的年度财务报告显示，2013年全年中石油实现净利润1422.74亿元。一个伴生的不争事实是，这些利润的实现，都建立在93#汽油已从2008年的5.44元/升涨至2012年的8.33元/升，又至2013年12月的7.81元/升的高涨弱跌波动上。

    已公开的并不是全部。一位全方位接近中石油和中石化系的消息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有很多中石油系和中石化系中层官员，早在中纪委收网前已寻机移民外逃到了加拿大、美国、阿联酋等地，预计因此被外移的资金额度将在200亿-400亿元之间。

    针对上述情况，中纪委黄树贤则表示，已与国际组织签订共同反腐协定。

    石油行业只是反腐推动改革的领域之一。与石油同为国民经济命脉型能源产业的煤炭行业里随便伸手一掀，便在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地的官场里掀起了一场人事地震。

    司法界的反腐较之能源行业尤甚。“两高”宣称，为加强自身队伍建设，高法和高检已查处违纪违法干警381人、检察人员210人。

    据最新消息称，周永康的涉案金额尚在核定当中，但公审需要的材料已开始准备。

    反腐的“成本”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如奢侈品行业、房地产业、高端餐饮业、旅游业等；二是官员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均认为中央选择的反腐节点很恰当，“反腐已到了不得不发的地步，不然将亡党亡国”，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官员因为反腐而无所适从，从而降低工作效率，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体的经济趋势变化。

    反腐背后的改革逻辑

    腐败被经济学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国内外许多研究亦表明，一定条件下，腐败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尤其在国有制主导下的经济体中。

    检索已侦办的腐败案件可发现，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

    当公权力无限度干预和破坏市场规则的时候，腐败必然滋生和蔓延，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四川落马富豪刘汉自2001年结识权贵周滨之后，他的商业帝国迅速膨胀，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400亿元。梳理刘汉案清晰地看到，官商勾结、暗箱操作贯穿了他整个的发家史，他的许多商业对手遭遇排斥而退出市场。

    这显然是对市场经济的戕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把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就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才是此次反腐的根本。

    早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就表示，“反腐同样是生产力……政府系统今年的反腐侧重点将开始向影响全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腐败案件发力。”

    反腐是有代价和成本。有国际金融机构测算认为反腐可能拉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这引发了国内一些专家对经济稳增长的担忧。

    “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7月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复旦大学经济学者陆铭，多年来一直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他的研究模型证实，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合理规划反腐路径，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实现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

    “反腐对经济增长有益，包括对于经济增长有潜在的收益，也包括对于社会发展公平性的收益，还有就是反腐败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价值。”陆铭说。

    他认为，反腐的根本任务是进行市场建设，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活动的根源—政府的特权。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他指出，“如果有了公平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活动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就不重要了，这时反腐败的损失就会减少。”

    中央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第二天，中石油、中石化等股票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无疑显示了市场对反腐的认可。

    一些分析人士总结反腐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七重利好，包括：支出效率提升，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张局面缓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经济避开“增长陷阱”；收缴大量赃款，充实国库，为经济发展注入资金；挤掉腐败经济泡沫，推动行业转型；利好A股。

    林卿颖是参与国务院督察组进驻地方督察的少数媒体人之一，其最近撰文指出，“当下的反腐巨浪背后兼具改革逻辑，反腐和经济增长并不矛盾。反腐和改革，其归宿终将并轨一处，那就是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生态。”

    “中国经济很难回到增速8%的快车道。”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均预测，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新常态”下，反腐与改革并辔推行将成为新治理策略的核心内容。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开始有序地付诸实施，各项改革多点开花。随着我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更深入，必将重塑政商关系。

    “反腐永远在路上。”8月2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王岐山这样为他的发言作总结。（记者 傅明 邓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