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高营村位于石家庄市东北部，紧邻北二环，这个仅有2000余人的村子,一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与1980年代因发展乡镇企业被评为全国百强村的南高营不同，这里的农民始终靠土地为生。

    尽管如此，在2009年旧村改造之前，贾同庆对自己的日子还是相当满意的，拿他自己的话说，“我在这个村，也是个差不多的人物。”贾同庆膝下有二女一子，让他骄傲的是，两个女儿生得漂亮；虽然他和儿子贾敬龙的关系并不亲密——这种父子关系在农村也很常见，好在贾敬龙平时也不大惹事，贾家的日子一直过得挺乐呵。

    “现如今，他们把我的房子和20多万的地钱都扣着，我连饭都吃不上了。”现在贾同庆在南高营村找了个搞绿化的工作，一天挣65块钱。10月26日是一个阴霾的日子，贾同庆推着自行车走出村口，满脸愁容地感叹着生活发生的巨变。在北高营村所在地区的旧城改造中，贾同庆和村里其他人一起住进了楼房，但是失去了自己的院子和耕地。更大的悲剧是，他可能即将失去唯一的儿子。

    因为拆迁纠纷，29岁的贾敬龙在2015年大年初一那天用射钉枪杀死了村支书何建华。2016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在死刑执行之前，中国学界和法律界有人公开表示，考虑到贾敬龙案的起因和“有自首的准备”，该案具有法定从轻的理由，因而呼吁刀下留人。

    贾敬龙杀人案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被议论纷纷，为了不听见人们的闲言碎语，王香兰在石家庄市区找了份做保洁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作为贾敬龙的母亲，她唯有一声叹息，“不为这，孩子都结婚了，我都抱上孙子了。”

    拆迁协议签过了

    1992年5月，何义辰被调到北高营村当村支书时，他面对的是一贫如洗的村政府，以及几十万元的外债。之后，村委会在村西北角引进开发商建立“山水家园”小区，并在村西头租赁土地、路边招商，陆续还清了债务。

    2009年夏天，村委会换届，何建华被选举为北高营村村支书和村主任。恰逢前一年石家庄市出台《省会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和2008年迈大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推行，新上任的村委会响应城中村改造计划，在2009年11月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向村民宣布了全村进行旧村改造的决定，同时召开了拆迁大会。

    当时公布的方案显示，无论老房子新旧、好坏，一律每户白给200平方米的回迁房，再允许以1000元左右的价钱购买100平方米的平价房。有二层、三层楼的住户，经评估后村委会会补偿额外的评估费，一次性结清。如果有人不按上述条件签订拆迁协议，村委会将对其停水停电，并停止发放养老金以及村里每年中秋和春节发放的50斤面、20斤米和10斤油。

    贾同庆算是北高营村里比较有生意头脑的人。早些年他买了机器，和妻子王香兰做起了轧花生油、磨面的小生意。磨一斤面挣2分钱加工费，轧油费事，一斤能挣1毛2。一直以来，生意还算很红火。多年下来，贾同庆攒够十多万块钱，盖起了三层楼房。当时村里共有不到500户人家，只有70来户盖了楼房，他们家就是其中一个。

    在拆迁方案公布的时候，贾同庆的新房子刚盖好两年，对比同村其他人的旧平房，这样的补偿条款在他看来极不公平。同样不满意的村民还有不少。60多岁的张贞玉在拆迁大会上连续反对了三天。他认为，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赔偿安置费、搬迁费和评估费，村委会的赔偿不合理。但是在三天之后投票时，超过一半的村民同意拆迁方案，他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村委会换届之后，何义辰担任那届北高营村副村支书和拆迁办主任，当时的拆迁方案已得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同意，区长、区委书记还参加了村里的拆迁启动大会。

    贾同庆一家没有当“顺民”，坚持不签拆迁协议，儿子贾敬龙更是执意想把二楼作为自己的婚房。如此这般，村委会便按照公告停了他家的水电，并停发王香兰和贾同庆的母亲的养老金。

    贾同庆的做法还牵连了他的五个兄弟，虽然他们都签订了拆迁协议，但是村委会因为贾同庆的抗拒，而卡住了其他兄弟几人的分房进度。母亲对养老金的担忧、兄弟们的施压、恶劣的生活条件，在一步步击溃着这个当家人的心理防线。

    就在这个当口，村支书何建华的一个承诺让这场拉锯出现了转折。在副村支书何义辰多次做工作的过程中，贾同庆告诉他，孩子希望能在旧房子里结婚，等到新房子装修好可以搬进去了，再拆老房子。

    何建华得知这个要求以后，带着另一位村干部张树明找到贾同庆，表示同意他们的意愿。除此之外，何还口头承诺，如果贾同庆签订拆迁协议，可以让其女儿再买一套平价房。当时，北高营村平价房的价格最高也不过每平方米1400元，这个条件显然让贾同庆动了心。在经过一番左思右想以后，2010年11月10日中午，贾同庆请了何建华和张树明来自己家吃饭。当天下午，他便到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

    家庭不和与执拗的“婚房计划”

    贾同庆除了事前跟妻子提过要签协议的事，子女并不知道父亲的打算。后来，贾敬龙很快就得知了消息，在老房子里跟父母大吵了一架。王香兰记得，当时儿子对着他们哭闹，嫌他们跟村委会签了字，并嚷着“这个房子就不能拆，给这么点儿（钱）”“不签协议他们敢拆我们的房吗？”

    王香兰仅仅是顺从丈夫的决定。但她也认为，如果坚持不拆，家里停水停电、停发福利，上了年龄的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难以继续。“不指望大队分的物件儿，我养你们， （房子）不拆！”贾敬龙对母亲说，“不行的话，我给你们在外面租房子，我住在家里。”但事已成定局，贾敬龙只能抱怨父母太傻，这样就决定把房子拆了。

    在贾同庆看来，他的这个儿子“挺个性”。自此以后，贾敬龙不再和父母讲话，也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村北自家耕地的鸡房里，甚至连女朋友吕丹丹也不再带回家。为了有地方住，他竟然用自己的积蓄将鸡房改造成几个房间。

    但贾敬龙还是偶尔会回老房子，为的是装修婚房。2010年，双方父母已经见面订了亲，婚期定在2013年5月25日，这天也是贾同庆的生日。虽然女方家人劝过贾敬龙在新房子里结婚，但是他执意要在老房子的二楼。贾同庆也主动跟儿子提到，可以在村里分的两套房里随便挑一套结婚用，可是“他就是不要，说不清怎么回事”，外界传言称。因为父子分房意见不合致使贾敬龙不同意住新房，贾同庆夫妇专门对《中国新闻周刊》澄清，这个家一直是给自己唯一的儿子的，从未想过要把房子分给两个女儿。

    渐渐地，贾家父子不再有正面接触，和拆迁相关的事儿村里也不再直接找贾同庆。他从没有上过二楼，但知道儿子一直在里面装修。贾敬龙白天去工地做工赚钱，晚上回家干活，没有找别人帮忙，一个人经常忙活到后半夜。白天，王香兰偶尔会上楼看看，屋子敞着门，里面的新床、衣柜、鞋柜已经装好了。

    从小跟贾敬龙关系亲近的二姐贾敬媛也去看过他的婚房，从布局、粉刷到其他装修，都是弟弟亲力亲为。为了省钱，挂在客厅的吊灯也是他自己按照图纸一点点组装起来的。从墙上挂着的用分币拼出来的“我爱我家”图案，贾敬媛看到比她小三岁的弟弟对自己的小家倾注了心血。

    2012年年初，贾同庆拿到自己买的平价房，装修之后和王香兰搬了过去，留下贾敬龙继续在老房里精心安排着自己未来的生活。在这个年轻人看来，自己都已经装修好的房子，村委会应该不敢这样就把它给强拆了。

    村里来了拆迁队

    之后发生的事是贾敬龙没有料想到的。2013年1月27日前后，村委会经过验收认为旧房符合拆迁条件的，会分批次对村民出具拆迁验收证明，这个证明并不需要村民本人签字。

    当时的拆迁办会计胡援祯也给贾家的老房子开了验收证明，并且通知到了贾同庆。拆迁是一个过程，还没拆到的房子，仍然可以住人。2月27日，轮到了贾敬龙的房子，何建华带队开始强拆，因为贾敬媛报警，这一次现场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拆迁没有进行下去就停止了。

    2013年5月4日和7日凌晨，两次有人去把贾家的玻璃窗砸碎。5月7日下午5点左右，已经搬到新楼住的王香兰看到钩机从自己楼下开过，后面跟的是大队的人。钩机是老百姓对拆迁使用的挖掘机的俗称，王香兰看到钩机，马上警觉起来，“一定是要拆老家的房子了。”没过多久，贾敬媛便接到弟弟的电话，说他们在拆了。当时，王会勇恰逢来北高营村探望姑姑王香兰，听到消息以后便和挺着大肚子的贾敬媛和姑姑一起赶了过去。

    他们到旧房前，看到贾敬龙杵在二楼，一台钩机已经开始拆屋子的东墙，楼下一群外村人朝楼上扔砖头。王会勇拿出手机录像，但很快被发现，几个人跑过去抢下他的手机，用东西砸坏，并殴打了王会勇。

    随后贾同庆也赶到了，他看着现场一片混乱，便对那些打架的人喊，“我是他（贾敬龙）父亲！”随后，有人在背后拧住贾同庆的一个胳膊，让他对着儿子复述自己的话——“你还认我这个爸爸吗？”“你要是认，你就下来！”

    贾同庆个头不高，对方又人多势众，他早已放弃了抵抗，只好一句一句地对着儿子重复别人叫他喊的话，已经坚持很久的贾敬龙只能从搭在外墙的铁梯上爬了下来。贾同庆看到，儿子往地上一坐，一动不动。有三四个人围了上来，每人往他头上砸了块砖头，贾敬龙头破血流。又来了一个人手拿镐头对准贾敬龙的腿要往下砸，贾同庆见势吓得大吼一声——“啊！”那人总算收了手。

    据石家庄市公安局指挥部调度中心公布，当天下午，110报警服务台在18点02分和19点49分两次接到同一个号码的报警电话，都是有关贾家老房拆迁的。第一次警察到时，贾敬龙还在楼上，贾同庆听到警察对着开钩机的人说，“把钥匙拿过来”，警察制止了拆迁。但不知道为何，等警察离开后，钩机又启动了。警察第二次赶到的时候，将被打后的贾敬龙带走做笔录。之后，钩车就一直没停，直到晚上11点左右，贾家坚持两年多抗拆的楼房，终于被完全拆掉了。

    第二天早上，贾敬龙从派出所回到村里，母亲带他去村医院处理了头上的伤口。婚房里的一切都化为废墟，贾敬龙仍然没有和家人多说话，挂着伤也没在家里住，当天晚上就又独自住进了鸡房。

    那天以后，贾敬龙多次前往高营派出所，希望就强拆、被打等讨个说法，但他只是被告知“找村委会解决”。

    贾敬媛证实，此后贾敬龙夜夜失眠，疯狂地给未婚妻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贾敬龙的女朋友吕丹丹曾经多次劝说贾敬龙在新房子结婚，但是贾敬龙就是不改主意，眼看装修好的老房子也被拆了，女方父母最终取消了两家的婚事。

    据贾同庆回忆，后来，何建华未经过村民同意，就将村北的几百亩耕地以每亩4万元的低价转卖给一家名叫“必得”的公司，村民们不能再使用这块土地了。从此以后，没了婚房的贾敬龙，也失去了地里的鸡房。他最终不得不重新找地方，在邻近的南高营村租下了一间小平房独自住进去。

    2016年11月，北高营村仍有许多房产项目在建设中。 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村支书在春节团拜会上倒下

    “我放弃了婚姻、工作，我一度沦丧来到建筑工地，北高营村跑劳务市场的就我一个，我客走他乡，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我立下誓言，我是怎样被打出北高营的，那就用我同等的方式走回来，公开而且明确，就是我贾敬龙弄的你何建华。”贾敬龙在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家人虽然担心却无法劝说他，而且，谁也没想到他会去杀人。2015年春节前几天的一通电话，多少能显示出他内心的不甘。那天晚上，贾敬媛跟着父母一起住，半夜忽然接到贾敬龙的电话，“当时他和同学朋友聚餐喝多了，想起拆迁的事情，挺伤心的，在电话那头哭，说心里难受。”电话这头的贾敬媛干着急又问不出他在哪里。她叫起父母，一起出门到南高营直至北二环一带找人。后来又接到贾敬龙的电话，知道他在朋友家住，也没出什么事，这才安下心来。

    贾同庆夫妻依然担心儿子，过年前两天，他们一起到南高营村贾敬龙住的地方，劝他回家过年。但父子依然对不上脾气，没说两句话贾同庆就转身走了，王香兰留下继续好言相劝，贾敬龙也只是口头答应了母亲。

    王香兰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母子最后一次正常的见面。大年三十，贾敬龙没有回家。大年初一早上，贾同庆在村里给亲戚拜年，没有参加村委会举办的团拜会。正在聊天的贾同庆听到有人告诉他，贾敬龙回来过年了，在他们家楼下转了一圈，手上还提着两个袋子。贾同庆在大年初一听说儿子回来，并不觉得奇怪。

    没过多久，贾同庆的弟弟贾同忠就急匆匆跑来找他，“你家小子把何建华打死了！”听闻这个消息，贾同庆并没有立即赶往现场，而是去了参加家族聚餐的六弟家，并打电话给王香兰让她赶紧过去见他，这个过程中贾同庆显得格外冷静。

    听说儿子杀人之后，王香兰当场就哭了——杀人不是小事，自己的孩子也活不了了。大年初一的中午，在别人都在觥筹交错之时，这位母亲只是呆呆地在旁边坐着。

    初一那天的团拜会上，马杏梅正在舞台上跳舞，她突然听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大喊，“快点、快点，咱们书记倒下了。”马杏梅以为何建华因为大冬天穿得少生病了，赶紧从台上跑过去，结果，她看到何建华右脸颧骨处扎着一根银白色的钢钉，六七公分长。她和何建华的前妻以及另一位妇女合力把何建华架起来，当时他面部血流不止。马杏梅不敢相信，就在刚刚，她还为即将上台发言的何建华整了下衣服，鼓励他“好好表现”，转眼人就倒下了。

    “看他把我们村弄得这么好，这真是毁了我们村当家的好人。他在世时，我们村的发展势头多大啊，他就是我们村的摇钱树。”马杏梅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据多位村民介绍，马杏梅的婆婆是何建华的姑姑，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马杏梅仍然是村拆迁办的一员。

    北高营村社区居委会会计邱书英在案发当时就在何建华的前侧。当时，村委会干部们上台给村民拜完年之后，站在台南侧看老年人的舞蹈节目。她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响，就看到身后的何建华倒在了地上。邱淑英赶紧上前去扶，就看到他脸上插有一根钢钉。慌忙中，邱淑英赶紧拨打了120。

    “世袭”村官和最后的钉子户

    贾敬龙给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自辩词中表示，自己当时是公开作案，并没有任何逃跑的准备，手机里还存有编辑好未群发的自首短信，路上，他给前未婚妻打了电话，这些都能证明他枪杀何建华之后要去的目的地是长丰派出所。

    但在何建华的女儿何伟发表的《解开“贾敬龙”杀人案幕后的事实真相》一文中，她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贾敬龙真有去自首的念头，他可以从村西的建华大街上北二环，时间短、距离近。但是他实际上选择的路线却开向村南，即使最后去长丰派出所，可选的两条路线中，一条比正常距离多出一多倍，另一条需要逆行。另外，当贾敬龙被何家兄弟与治保会围住时，依然拿着射钉枪喊着“过来我就打死你们”的威胁语言。何家人认为自首其实是贾敬龙眼见逃跑无望之后的说法。

    “这孩子（贾敬龙）本来就是去投案自首的，他们（治保会和何家兄弟）把人家打了不让孩子走。另外，还有自首短信，那些人打贾敬龙，当时他光顾着跑，能把短信发出去吗？”北高营村村民张伟明（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的看法，他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分析了贾敬龙为何有那样的开车路线，“第一，贾敬龙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丰收路的长丰刑警中队，刑事案件都归那儿管。他对桃园派出所、高营派出所不放心，之前在那儿告状也告不赢，所以才去长丰刑警中队。第二，当时参加团拜会的老百姓把路都堵住了，贾敬龙只能往那一条路跑，往人群里钻怎么钻得动？哪个人拦不住他？肯定要开车绕过去……”

    张伟明对何建华的不满溢于言表。村里不少老人是看着何建华长大的，他们看着“打砸偷抢，多次进劳教所”的他入了党；再后来，竞选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79岁的贾发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何建华曾亲口对他说，自己的党员身份是“花了6万块钱买的”。其他村民也提及，何建华雇佣外村的社会青年做打手，多位村民曾因为抗拒拆迁被打。

    何建华被贾敬龙射杀之后，他的儿子何志辉便当上了北高营村村委会主任。坊间纷纷议论这是“村官世袭制”。何志辉今年31岁，毕业于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当上村主任的他仍在当初父亲的办公室里办公，除了把桌子挪了位置以外，其他东西都没动，墙上还挂着何建华在任时的照片。

    被问及对“村官世袭制”的看法，何志辉反问，“你认为可能吗？”他解释说，村里当时开了选举会，长安区负责村干部选举的民政局组织了重新选举。而他选择参选，是“希望顺着他（何建华）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不想让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白费了。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把命搭上的工作做成这样，我想帮他把工作做下去。”

    民政部2013年颁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中规定，选举村委会需要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提名确定候选人、选举竞争以及村民投票选举。据多位村民反映，当时他们并未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

    张美丽算是何建华的“粉丝”，在她眼里，这位前村支书是一位有魄力的人。1985年张美丽嫁进北高营村时，内心是绝望的——这个村的穷远近闻名，每次回娘家，都会被人笑话婆家村的破败不堪，甚至还受人接济。旧村改造提出以后，住在村东头的她家是最早一批同意拆迁的村民。

    “村里这些房子多气派，现在娘家人都羡慕我。”张美丽现在手上戴着两枚金戒指，耳朵上挂着一对珍珠坠子，提到女儿、女婿刚买了一辆80多万的车，不禁咧开嘴角。“我跟何建华不沾亲、不带故，我老公公去世都没这么着急，但他（何建华）死了，我在过年时就自己在家哭起来了，痛苦得不行。找这样的人不好找，能把村里建设成这样。”据其他村民介绍，张美丽的女儿目前在村委会当会计，在她做上会计之前，大队本来就已经有一位会计。

    在村头，村民张瑞国主动找到《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眼中的贾敬龙和何建华。他曾和贾敬龙有过两次接触：2011年左右，张瑞国买了一堆沙子搁在村里，贾敬龙有次开车拉这些沙子时，正巧被张瑞国撞上。当时双方并不认识，贾敬龙语气冲撞，让张瑞国“把人给看清楚了”。第二次是在2013年2月27日，何建华当时带着大队的人在拆村里其他村民的房子，这时贾敬龙过去问，“谁是何建华？”何建华表明身份之后，贾敬龙对他说，“你就是何建华？这回对上号了，我就是结了婚也不拆房子。”何建华当时一气之下，让人们把贾家的房檐给拆了。但在记者反复追问时，张瑞国又说他当时并未在现场。

    在张瑞国眼里，何建华“那人实干”。他和何建华“两人关系还不赖”。多位村民都说，见到当年何建华竞选村干部时，张瑞国提着钱一家一家帮他买选票。

    在北高营村走一圈，现在很难再用一个“村”来定义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全是正在施工的和已经建好的高楼，农民的土地早已被收走并开发成小区，住户们也不复有从前村落里那种亲密的人际关系。

    就在一年前，在纷纷拔地而起的高楼中间，还夹着一座破旧的二层老房子，里面甚至还点着油灯。70岁的王君霞就住在这里，她是村里有名的钉子户之一。和贾同庆家不同，王君霞压根儿就没跟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村里给的评估费和补偿费并不合理，她希望能够按照《拆迁法》执行，这是她坚持5年依然不愿意搬迁的原因。

    因为拒拆，王君霞经历过两次骚扰。村里通知她要收走责任田，但王君霞认为，土地并非用于铁路、高速公路，村政府不能强制要走。2014年6月18日左右，当时每天都会去大棚的王君霞因为嫂子病重去世，好几天没顾得上自己的菜地。再到地里时，发现自建的16个温室大棚已经没有了，种的桃树、柿子树、杏树、香椿树都被砍倒，有两个工地的人正在用推土机平地。

    王君霞到高营派出所报案，但没有得到结果。她想过上访，但各部门推来推去，没有得到任何官方交代。后来，村里请她在上海的侄子来劝说，王君霞妥协了。2015年11月，她跟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拿到了自己的三套房子。但是据村干部说，因为当时过了申请时间，王君霞至今还没有拿到养老金。

    目前，只剩下村东头79岁的贾发义还在坚持。在两幢30多层高的住宅楼中间，是他破旧的两排平房，前排是1960年代建的土房，后排是80年代家人一起盖起来的砖房。由于两边的楼房地基高，远处望过去，只能看到黑压压的屋顶和高耸出来的五六棵柿子树。眼下正是好果子成熟的季节，橙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

    贾发义执意不拆，坚持认为，“国家让拆迁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过得更好，而不是把利益都给了官员，这个思路不对，我就不同意。”他和老伴儿也没有养老金以及村里的各种福利，与其他拒拆的家庭一样，家里被停水停电。

    村里坚持的人一个个都妥协了，贾发义一直在担心，不知道村委会最终会使用什么手段来“收拾”他。

    最近，贾敬龙案成为社会热点，许多记者赶到北高营村了解情况，村治保会成员警惕地盯着这群外来的陌生人。经历村里巨变的老人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而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总是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