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结束，十八大以来如期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近5年时间，12轮巡视，近300份“问题清单”，巡视这柄“利剑”尽显威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留下诸多反腐热词。

    ——近亲繁殖

    在巡视组列出的问题清单中，“近亲繁殖”这一表述曾高频度出现。回顾近5年来的中央巡视，曾被巡视组点名存在“近亲繁殖”的单位就包括中海油、中石油、人寿集团、中国社科院、工商银行、太平集团、农发行等。

    对于“近亲繁殖”的严重性，2016年4月，工商银行在巡视整改通报中透露，巡视组曾在其单位发现，“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最近，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防止“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文章，谈国企事业单位“近亲繁殖”问题。

    文章称，任人唯亲，公权“私有”，把单位变成“家天下”的做法，直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少有能耐、会干事的人因前途渺茫而最终选择离开，也有一些人或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或是开始“琢磨人”“找靠山”，极易造成“圈子文化”“山头主义”，败坏的是党风政风，损害的是单位形象。

    ——能人腐败

    这一词汇首次亮相中央巡视，是在2014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江苏的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提出，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

    当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解释“能人腐败”时，曾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举例，阐释“能人腐败”中具有“一俊遮百丑”的迷惑性。文章称，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就曾经创造过被媒体称作“欠发达地区突破重围的成功模式”。

    这篇文章称，一些腐败“能人”因其有能力、有魄力，曾经想做事也做成了事，下级大都惟其马首是瞻，上级有时则“用其能、忍其腐”，慢慢使其变得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甚至无视党纪国法，影响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对他们的坚决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维护党员干部队伍形象、营造清正廉洁的良好环境。

    ——山头主义

    2014年10月，“山头主义”一词在中央巡视反馈中首次“亮相”。在巡视河北时，巡视组指出，河北省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

    当年11月，新华社发表时评称，中央巡视组的这一表态，是向一些领导干部权欲膨胀、“占山为王”发出警示信号。

    评论指出，个别手中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权欲观念作祟，各搞一摊，各唱各调。他们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国家资源当成自己的私产，将下级干部当成“家臣”。

    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

    ——靠啥吃啥

    在2015年，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反馈中，多家央企被曝存在“靠啥吃啥”的现象。

    比如，宝钢被指“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国电集团被指“靠山吃山，违规参与本企业经营谋利”。在国家电网公司，巡视组在建议中明确指出，“纪检组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严肃查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靠电吃电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核查巡视组移交的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2016年10月，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从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巡视反馈通报看：超半数省区市在工程、土地领域问题较为突出；近九成央企存在“靠啥吃啥”、利益输送问题。

    ——酒桌文化

    这一词汇出现在2016年6月中央巡视组对于安徽“回头看”的反馈中，“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是安徽巡视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具体表现之一。

    针对巡视组的点名，安徽“回头看”的整改中下发了“最严禁酒令”，规定全省除外事接待、招商联络外，所有公务接待不准饮酒，公务人员工作日不准饮酒，并实行每周零报告制度。

    针对巡视组“酒桌文化”的表述，新华社在当时曾发表评论称，一些地方“酒桌办公”仍然屡禁不绝，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身上存在无视规矩、贪迷于“吃喝办事”的畸形“权力观”。当权力从办公桌转战酒桌，当公务办理变成“吃喝办事”，规矩和底线往往在推杯换盏中被扔在一边，交情和利益成了“通行证”，酒桌也就成了交易的舞台。

    ——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

    在中央巡视组12轮巡视列出的问题清单中，“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这个问题表述字数很长，也很罕见。

    2015年6月，巡视组对中国移动的巡视反馈中，该企业被指对外合作领域腐败风险高度集中，围绕少数企业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

    对这一全新的表述，2016年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反腐倡廉蓝皮书》给予了解读。这份蓝皮书指出，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亲属违规办企业，第三方业务占比过高引发利益输送，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人员职权牟利，出现了“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

    ——一家两制

    这是中央巡视组在巡视浙江时发现的问题。2014年7月至9月，中央巡视组巡视浙江时发现，“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

    对于“一家两制”，当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表题为《莫让“一家两制”成为官员“绊马索” 》的文章进行解释。所谓“一家两制”，是指家庭成员中既有人在体制内工作，有稳定收入；又有人在体制外做事，收益受市场调节。

    这篇文章还称，回想一下，这些年来因为“一家两制”、家庭成员之间共演贪腐“双簧”，最后导致官员落马的例子的确不少。文章列举案例称，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被指控的7起受贿行为中，其中5起皆有其儿子的“身影”，其妻和其子均为涉嫌向其行贿的倪氏公司股东和高管。还有苏荣和他的妻子于某，张曙光和他的妻子王某……

    ——红顶中介

    这个词汇曾出现在中央巡视组对于环保部、农业部、交通部、安监总局等单位的反馈意见中。

    例如，巡视组在安监总局发现，协会学会充当“红顶中介”和“二政府”，“靠机关吃企业”问题突出；在农业部发现，行政审批领域“红顶中介”、迂回型权钱交易等权力寻租问题突出，一些协会、学会从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对于“红顶中介”现象，中国纪检监察报在今年5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这些被称作“二政府”的“红顶中介”借行政审批权的“虎皮”，以服务名义向企业“揩油”。最为典型的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等，蚕食简政放权红利。

    文章称，说到底，“红顶中介”背后是权力在撑腰、利益在熏心，对于那些“嘴上喊改革、心里怕改革”的相关部门和党员干部，要压实责任、严厉问责。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大对审批权力的监督力度，推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