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耀泉正在指导青年医师分析临床病例。摄影 汤臻 柳栋
柳耀泉参加1977年高考时的证件照。
青岛医学院医疗系77级一班毕业照。 (柳耀泉第三排右起第三位)
我是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今年10月就要退休了。对我来说,1978年的1月终身难忘。那时,我随村里到镇上修公路,工作是把一块块大石头敲成碎石子,吃住都在工地上,干了半个多月才干完,走路回家时已经是下半夜,我倒头就睡。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家里人匆匆忙忙跑进屋把我摇醒,告诉我:“你考上大学了!”睡得还迷糊的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丢下一屋人跑去核实,确信自己是真的考上了!这要从1977年的冬天说起,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已经在家种地半年多的我,怀着兴奋和激动走进了考场,并在1978年春天成为了青岛医学院一名新生。扛着锄头的我,转身走上了医学路,知识为我创造了崭新的人生。41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我仍记得格外清晰,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
有线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
我老家在莱西院上,从小就喜欢读书。那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村里几乎是一书难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老师那里得到一本《数学手册》,便开始没日没夜地看,一遍遍抄写那些在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夜里坐在煤油灯前看书,火小了看不清楚字,只好把火调大凑在灯前看,煤油灯蹿高的火苗把军帽檐都烤坏了,为此,我没少受到父母责骂。中考时,我在联考中就是第一名,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从莱西五中高中毕业后,我却不得不在农村务农。1977年10月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中午回家休息时,从有线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一刻,兴奋和激动让我完全忘了干活的辛苦。
走上考场心情像去参军
那时候的心情和现在的考生完全不一样,只是觉得不管行不行都要去接受祖国的挑选,那种心情就像去参军一样,根本不会想考上考不上。虽然要准备参加高考,但地里的活儿还得干。就这样,我白天在地里干活,夜里挑灯复习。那个时候的备考,没有人知道怎么复习,我只好把自己的高中课本拿出来看。冬天冰天雪地,夜里复习时,我的脚都冻了。终于迎来了1977年12月的考试。从我家到考场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整个高中都是那么过来的,也习惯了。我带了一块玉米面饼子和一瓶水当午饭。记得当时考了3天。当时所有考生都要考政治、语文和数学,理科生加考物理、化学,文科生加考历史、地理。因为纸张短缺,文科生和理科生的题目印在一张卷子上,只是在题目前做标注。因为太心急,我好几道题都是做完后才发现其实不用做。现在看来,当年的高考格外简单,英语考试,有一道题是让考生写出26个英文字母。
服从调配走上医学之路
考完试之后,我继续务农。没想到真的考上了,而且是当年莱西五中唯一一个考上的应届高中生。和我一起考上的,还有我在莱西五中的老师邴老师。我们两人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当时的莱西县医院体检,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被哪里录取了。我们是考试前几天填写的志愿,但当时我对大学几乎一无所知,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的化工专业、上海交通大学的电子计算机专业、山东大学的数学专业,这三所学校几乎就是我知道的所有学校了。当年,几乎所有的人都选了服从分配,我们想的不是我们想学什么,而是国家需要什么。1978年春节后,我收到了青岛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知识改变一生的命运
1978年2月28日,我坐车到青岛医学院报到,成为青岛医学院医疗系77级1班的一员。同学们的年龄最大相差十多岁,但每个人对知识都如饥似渴。被压抑了十多年的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晚上教室要关灯,连女同学都把颅骨标本偷回宿舍学习,没人害怕。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好好学习,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我在大学最奢侈的一次,就是花五毛钱看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团的演出。靠着国家助学金,我读完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就职于青岛市中心医疗集团神经内科。我从事神经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已经36年,出版医学专著3部,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医学论文20余篇。每年高考,总是会勾起我对当年高考的回忆。在我看来,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是非常幸运的。恢复高考,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际遇。(记者 徐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