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访谈】董蒨：把论文写在救治疑难患儿的手术台上

【青岛新闻网原创】

（记者 孙志文 徐斌 实习记者 梁睿）

2020年1月10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支来自青岛的创新团队完成的“基于小儿肝胆胰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研发、临床应用及产业化”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青岛医学领域取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也是山东省外科领域的第一个。而这支获奖团队的带头人就是山东省数字医学与计算机辅助手术重点实验室主任、青岛大学数字医学与计算机辅助手术研究院院长、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董蒨教授！

出生于1963年的董蒨曾创下很多纪录：他32岁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是当时国内小儿外科界及山东省医学界最年轻的正教授；34岁被提拔为副院长，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省直医院副院长之一；他曾连任过两届中国小儿肝胆外科学组的组长；他主编的《小儿肝胆外科学》、《小儿肿瘤外科学》成为中国小儿肝胆外科领域的奠基之作……而今，一纸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证书，再一次在董蒨教授的“功勋簿”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荣誉的背后，是董蒨教授和他的团队长久以来的执着追求与艰辛付出。

一场手术

因为还没开学，4月份的青岛大学浩园里显得有些冷清，但位于医学部办公楼的山东省数字医学与计算机辅助手术重点实验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工作人员在清洁地面，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忙碌，董蒨教授正在与海信医疗的同仁们密切交流。

“近期将有单位来参观考察，我们要做好准备”。董蒨告诉记者，“基于小儿肝胆胰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研发、临床应用及产业化”项目完成后，经常有考察团前来参观学习。对于每个考察团，董蒨教授都会耐心地讲解项目研发的始末。在他看来，抱有开放的态度，才能让优秀的科研成果造福更多人。

实验室的走廊里悬挂着很多宣传板，上面展示了董蒨团队的研发成果，这其中有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CAS），有外科智能显示系统（SID），每一项成果都代表了国内电子医疗领域的顶尖水平。而早在2013年以前，这些成果还仅停留在设想阶段。

是什么促使董蒨团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创新，最终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一切还得从2013年的那台令人难忘的手术说起。

时间回到董蒨50岁生日那天，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刚回到家就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让他立即乘救护车赶往黄岛，因为一个4岁的小女孩被一辆面包车碾过腹部，肝脏破裂，生命危在旦夕。董蒨：“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腹腔大量积血，一开腹血液直接喷射到了天花板上，而术前常规的CT检查根本无法全面展示孩子的伤情，甚至看不出具体损伤部位。”

作为当时的主刀医生，董蒨只能试探性地进行手术，他修补了孩子的肝脏右叶后发现肝动脉断裂，做了肝动脉吻合后又发现左右肝交界处大部断裂……整个手术过程险象环生，种种不测让董蒨感到崩溃。最终，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经验丰富的董蒨还是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董蒨：“孩子出血量3700毫升，全身的血换了4遍，这样的手术对患者来说是煎熬，对医生来说是挑战。”

那场手术过后，董蒨从心底呼唤术前精准判断技术，他迫切地想要研究一种方法，在术前就能定位肝脏、血管和病灶，把“试探”工作做在手术前面。

一次合作

于是，承担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期间，董蒨就结合诸多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新方向，启动了小儿肝脏肿瘤手术治疗临床决策系统开发计划。按照计划，该课题要打造三维数字肝脏系统，建立新一代小儿肝脏肿瘤三维重建手术评估系统，开发小儿肝脏肿瘤模拟手术导航系统，并建成人类肝脏数据库系统。

计划总是美好的，但因缺乏技术支撑，课题立项一年半之后，仍然进展缓慢。董蒨：“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我们外科医生对计算机懂点皮毛，既不会编程，也不会三维影像的设计，所以在项目研发初期，我和团队一直处于懵懂状态。”

转机发生在2013年1月6日，那天，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来到董蒨的办公室谈事。期间，董蒨因心里总惦记课题进度，便向周董求教能否提供技术支持。彼时，海信集团正尝试进军医疗设备产业，周厚健听了董蒨的想法后似乎找到了“破题”的路径，他承诺一定帮董蒨找到合适的人才，全力协助董蒨完成项目研发。

那次“非正式”会晤后，周厚健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最终选择了海信医疗的电子团队作为董蒨“御用”技术团队。一位是医疗领域的翘楚，一位是商业界的领袖，青大附院与海信集团的合作就此拉开序幕。

合作中，两个团队联系紧密。董蒨：“我的学生们都曾在海信待过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他们与工程师一起根据临床数据随时沟通，为产品研发解决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董蒨的实验室里也为海信集团工程师们设有专门办公桌。“我们还经常召开视频会议，遇到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

经过两年多的联合研发，海信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CAS）和海信外科智能显示系统（SID）诞生了。这两款产品属于国际首创，可以将近千张原始的二维CT图像自动转换成三维图像，建立虚拟立体的“数字肝脏”，让医生在术前观察病变与血管、脏器的关系，从而为确定最佳手术方案 “精准导航”。而且，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只需要对着屏幕挥挥手，就可以利用手势操控数字肝脏旋转，从不同角度查看患者的脏器情况，判断手术操作路径。

巧合发生在2019年，一名4岁男童被越野车压过腹部，肝脏严重损伤，董蒨应用CAS和SID系统十五分钟内进行三维重建，精准判断左右肝交界处大部断裂等严重多发脏器损伤。精准手术规划，让董蒨得以胸有成竹地进行手术。董蒨：“情况与2013年那个女童几乎一模一样，伤情我看得很清楚，那次整个手术过程不到两个小时，手术非常成功。”

据董蒨介绍，这一技术有效修正了34%传统二维评估的手术方案，小儿肝肿瘤可切除率提高了17%，让许多被判断无法手术者得到救治，手术时间减少19.44%，出血量降低50.18%。该技术问世的7年间已经抢救了十余例严重肝脏外伤患儿。

一项拓展

如今，CAS、SID已经在全国超过100家医院得到应用，从小儿肝胆外科拓展到其他脏器外科，从孩子到成人，近10000例患者从中受益。但是，董蒨团队没有就此止步。

据了解，董蒨团队还依托CAS和SID系统打造了国际首创的人类数字肝脏数据库开放平台，收集了肝胆胰疾病数据1200余例，正常肝脏数据11800余例，这一成果堪称国际首创。他们为了更加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提出了新型肝段分型体系，为复杂的肝脏手术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数据。他们整理了从新生儿到80岁以上老人各年龄段平均肝脏体积数据，丰富的数字模型大数据将指导更加精准的手术操作。“对于一名医者来说，应用创新技术，挽救大量疑难危重患者的生命，是最感欣慰的科技进步。”董蒨说。

除此之外，团队还取得了“意外收获”。

为了研发CAS和SID系统系统，董蒨团队要进行大量肝脏的影像学分析，需要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人类肝脏高度相似的是猪的肝脏。所以那段时间，团队多次杀猪取肝，一来二去，便顺带对猪肝进行了拓展研究。董蒨：“我们仔细研究了猪肝的超微结构，可以说，没有哪支医疗团队像我们这么了解猪肝。”

作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佳肴补品，肝脏虽是解毒器官，但“这个解毒器官里是不是有一些还没来得及解的毒，会被同时吃到体内呢？”

由此问题入手，董蒨团队又开始踏踏实实做研究、做实验，创造了生鲜猪肝外科手段祛毒方法，能有效解决目前猪肝食品中的残留毒素问题；并推出“青英董氏祛毒猪肝”系列产品，在保证安全无毒的前提下，改善猪肝食用口感，提升营养程度。

2020年3月初，“青英董氏祛毒猪肝”系列产品正式在青岛部分商超上架销售，这个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利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发明专利的新产品开始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从数字肝脏到祛毒猪肝，从外科医生到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董蒨和他的团队用执着的追求与艰辛的付出，在医学创新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绩。

采访最后，董蒨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是把论文写在救治全国疑难患儿的手术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改善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健康饮食的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