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提出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谁最有戏？这个关键数据很有说服力

“十四五”开局，科技创新被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刚刚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在总论之后的开篇，就拿出整整一篇来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多地提出布局国际性、国家级、区域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各类创新平台和载体，希望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

判断一个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强不强，有很多指标，包括R＆D经费占GDP比重、万人专利授权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但有一项指标最有说服力，那就是技术交易额。

如果把R＆D经费比作科技投入，那万人专利授权量就是产值，而技术交易额就是销售收入。光有高投入不行，还得高产出，更重要的是得到市场的认可，卖得出去。

科技部火炬中心日前公布2020年度各省、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技术合同交易数据，全国共登记技术合同549353项，成交金额28251．5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48％和26．13％。

从技术流向看，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深圳、成都、武汉、南京、天津、杭州位列输出技术交易额十强；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武汉、西安、南京、济南、杭州、成都位列吸纳技术交易额十强。

从榜单可以看出，GDP位居前列经济活跃的城市，其技术交易都十分活跃，无论是输入技术，还是吸纳技术。

技术市场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桥梁，其交易数据（技术成交额）是衡量一个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重要指标，自2020年起，技术交易额占GDP比重被国家列入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这也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晴雨表”。

2020年，青岛输出技术交易额为170．68亿元，吸纳技术交易额为184．88亿元，在两个榜单上分列第14位和第12位，与GDP在全国的排名（第13位）大体相当，表现算是中规中矩。

但如果考虑到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尤其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涉海科研资源，那青岛的表现只能算是“平平”了。

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青岛科技创新成果本地转化率低，“墙里开花墙外香”，但实际情况是，2020年，青岛输出技术交易额比吸纳技术交易额少了14．2亿元，青岛技术交易呈现“逆差”态势，是技术“净输入”型城市。

这说明，青岛这两年来发展全面起势，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企业对技术的需求量增加——2020年吸纳技术交易额增幅为26．61％；同时也表明，青岛科技研发整体实力还不强，转化率还不高——2020年输出技术交易额增幅为11．56％。

青岛“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长江以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科技创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着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尤其是要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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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背后的城市格局之变

从输出看，2020年，北京输出技术交易额达4816．27亿元，占全国的比重高达24．4％，几乎相当于排在2－5名的上海、广州、西安、深圳四市的总和。

上海以1461．73亿元稳居第二位。

广州凭借41％的高速增长，成功反超西安，排名上升至第三。

西安的增势不算慢（9％），但无奈广州太猛了，排名下滑一位至第四。

深圳的表现与广州一样强悍，增幅高达45％，虽然依旧列第五，但与西安的差距由上年的374亿元，缩小到154亿元。

还有2个城市不能不提。一是成都。2019年，成都输出技术交易额为466．58亿元，仅排名第9位。2020年，大幅增长了67％，排名上升至第6位。

第二个城市是宁波。2019年，宁波输出技术交易额仅为81．19亿元，排名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倒数第三位。2020年，这一交易额猛增到162．04亿元，翻了一番，排名也显著提升。

位于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输出技术交易而呈现两位数负增长，说明其技术供给能力在下降。

从输入看，北京依然高居榜首，吸纳技术交易额高达2381．6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12％，但只是其输出技术交易额的一半，这表明，北京是典型的技术输出型城市。

深圳、广州、上海都是技术输入大市。这也好理解，作为一线城市，这三市经济体量大，发展活力足，始终站在发展的前沿，对技术的需求量较大。

尤其是广州，2020年吸纳技术交易额高达1039．5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4％，增速惊人。

武汉的增幅也超过50％。在强省会战略带动下奋力奔跑的济南，表现出对技术的渴望，增幅高达98％，几乎较上年翻了一番。

综上所述，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在经济发展上笑傲江湖，同样也是“技术大拿”，技术供需两旺。

西安是个“另类”。2020年，西安GDP刚刚迈入万亿俱乐部，排名全国第22位，但技术输出额却排名全国第四位，与一线城市同列，甚至一度排在广州、深圳之前，位列全国三甲，可见其强悍的科技研发能力。

在第二梯队中，成都、南京、杭州、济南等技术供给能力在快速增强，需求也相当旺盛。

技术交易背后是城市实力和活力的体现。一线城市自不待言，西安GDP跨过万亿大关，强省会成都科技创新如火如荼，武汉经济强势复苏，南京首次进入全国前十，济南在强省会战略加持下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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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产地”＆科技创新策源地

与技术交易相关联的一个词是“科技创新策源”。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

刚刚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创新策源能力就是一种原创能力，也是创新中心的影响力之源，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各地对创新策源能力的理解正在深化，不少城市已经开始了实践探索。

2019年3月，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提出，以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为主线，把握科技创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发展阶段新特征，着力打造理论新突破、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创新策源地。

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在提升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上下功夫，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

江苏“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幅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产业科技创新策源地。

天津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

重庆提出，成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地和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作为一个新兴概念，科技创新策源地还没有共识性的内涵与外延，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科技创新策源地一定是科技“原产地”、输出地。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年输出技术交易额高达上千亿元，比很多省份一省总量还多得多。

北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王者地位无人能撼动：拥有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90多所大学、1000多所科研院所和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在互联网圈，北京的互联网巨头数量处于绝对领跑位置。百度、京东、头条、滴滴、美团等一众互联网公司扎堆北京，阿里、腾讯、网易纷纷北上，把北京作为总部之外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2020年，北京输出技术交易额高达4816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多次提到北京，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提高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林海亮对广州技术交易额大幅增长的解读是：随着科技创新体系逐步构建完善，科技创新活力全面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广州技术合同成交额逐年迈上新台阶，反映出广州技术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活跃度，以及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均在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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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要在供需两端发力

与前排城市相比，青岛的技术交易还不够活跃，规模还偏小。

青岛“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长江以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就以目前技术交易市场而论，青岛距离科技创新策源地还有不小的差距。

2020年，青岛输出技术交易额仅为171亿元，不仅远远落后于一线城市，与成都、武汉、南京、天津、杭州都有不小的差距，甚至落后于济南、沈阳、大连等GDP排名低于青岛的城市。

提高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青岛应当从供需两端发力。

首先是要增强技术供给能力。青岛创新资源丰富，在国家创新体系，尤其是海洋科技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涉海科研机构数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全职在青的涉海院士约占全国三分之一——这三项指标均排名全国第一。

这说明，青岛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产能”，但是产量不足、产品不优，这有人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

是人的因素，就着力引育人才，壮大科技队伍实力，优化队伍结构；如果是体制机制阻碍了创新，那就大刀阔斧改革。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路径。

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方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等。

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健全奖补结合的资金支持机制。

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越是有远见的城市，越是重视基础研究。从0到1的原始研究，只有小小的一步，却是整个科技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开头难”。

上海把基础研究作为强化科创策源功能，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城市必须夯实的地基。近年来，上海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而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上海将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努力打造创新成果“原产地”。

深耕科技创新的合肥，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目前，在量子、核聚变领域保持全球领跑地位，在材料、能源催化、免疫治疗、人工智能、高端仪器等方面取得一批国际领先成果，全力打造原始创新“强磁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点名”合肥：建设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做好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需求侧管理。青岛科技成果交易额不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供需不匹配，转化率不高。

科技成果转化，首先需要研发出高质量、成熟的科研成果，但要想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经济价值，离不开市场机制促进转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长链，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系统性。

广州的做法是，锚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的全链条创新发展路径，从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提升高校院所创新活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资源开放流动等方面发力，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逐步形成，实现新技术革命、技术互联互通，激发了实体经济参与技术交易的活力。

技术交易活跃的西安，以科教资源优势为支撑，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转化体系，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瓶颈，提升创新转化能力。2020年，西安技术净输出（输出额－输入额）达到737亿元，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2位。

更多地按照市场的逻辑，而不是行政意志，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机结合、协同发力、相互促进，技术交易活跃了，青岛科技创新就有了更强的内生力。

作者｜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