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代已经“扎根”崂山，青岛沙子口码头上响起“川音”

今年已经56岁的饶绍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山里娃”却已做了近30年的渔民，并且他的儿子也子承父业，成为地道的青岛渔民。1993年，饶绍军辞别了家门口的大山，带着行李跟随老乡从老家四川省资阳市出发，来到了黄海之滨的青岛谋生，经历了采石场打工、海上养殖区打工后，逐渐转行为渔民。随后，他的妻儿也陆续来到青岛。如今饶绍军一家三代已经“扎根”崂山，成为崂山沙子口附近数百个四川籍渔民家庭中的一个，租住在略显简陋和拥挤的民房里，每天过着“男出海女织网”的生活。

8月27日，离开海还有5天时间，观海新闻记者来到崂山区沙子口街道采访，从最早踏足青岛算起，这群来自四川的渔者在崂山生活已有40年时间了，如今有3000多名四川籍渔民常年聚居在崂山沙子口周边的渔村里，包括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个别也有了第四代，除了出海捕鱼，也在青岛上学、打工，形成一个四川渔民的小圈子，也因为他们的吃苦耐劳，目前已成为当地近海捕捞的“主力军”。

码头上响起“川音”

8月27日，离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还有5天时间，崂山区沙子口桥附近的码头上已经忙碌起来了。码头对面湾子里，修补船只的“叮当”声响是伴奏，岸边和船上之间的对话则是主旋律的“歌声”。“瓜娃子，快快给我扔过来……”“你莫急，还没搞好咧……”带有明显四川方言的对话中，特别是其中很多音节被婉转拉长，在本地人听来，这腔调犹如唱歌般，偶尔的“跑调”又有些诙谐，更多是生活本来的气息。

如今，这沉寂了3个多月的声音再次响起，也预示着，这里又将迎来一个收获的季节，沿着码头的这条小路即将迎来“鱼虾满舱”的情景，人头攒动中，青岛方言、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交织在一起的讨价还价声也即将“唱响”。

沙子口码头内渔船整装待发迎接开海。

四川籍渔民吕广伟两天前刚辞了在城阳区一个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工工作，他的妻子蒋凤也刚从崂山王哥庄一个茶场的采茶工岗位上回来。两口子一起回到沙子口码头边上的“家中”，吕广伟收拾出各种工具，开始检修自家的那条渔船，蒋凤则摆出网具和线，开始修补渔网。

沙子口桥往东沿着南九水河入海口这条300米左右的小路上，复制了30多家和吕广伟家一样的场景。这些人因为都是亲戚或老乡，彼此之间完全没有生疏，男人们在船上，互相喊着帮忙搭把手，检修着船只，准备着工具，还不忘互相开个玩笑；女人们坐在一堆渔网中间，忙着缝补，互相之间聊着这几个月在外打零工的收获；孩子们也聚在一起，玩着追逐和躲藏的游戏。

陆续有操着四川口音的人回来，陆续有渔船发动机试机的声音，陆续传来爽朗的笑声和本地人很难听懂的四川方言的幽默……马上要开海了。

“干正经事”的日子

开海了，渔民就得出海下网捕鱼，再苦再累也要去。“大家的经验和技巧都差不多，出海捕鱼还是要靠运气的，但总之能出海的日子是高兴的，因为这是在‘干正经事’。”四川籍渔民鲍吉忠说，每年除去休渔期、天气恶劣，他们大约只能出海100多天，这是他们的职业，遇到休渔期或连续的恶劣天气时，他们只能想办法去打些零工，特别是伏季休渔的4个月最难熬。

饶绍军和儿子一起在检修着自家的大船，他们家有两艘船，一艘拖网的大渔船，还有一艘木壳小船。如今饶绍军的儿子是大船的船长，开海期间带着雇工出海捕鱼，休渔期就出去打工。饶绍军年龄大了，平时就一个人驾驶木壳小船，看哪天天气好就出去钓鱼，钓鱼在禁渔期是被允许的，所以他这几年也不愿意再出去打工了。“出去一次也就收获个10来斤鱼吧，权当是休闲了。”饶绍军这样说。

饶绍军展示自己出海钓鱼用的排钩。

“一般是凌晨出发，赶到离岸边20多海里远的地方，在天即将亮的时候开始下网，速度快能拖4次网，速度慢的3次网，就得收拾往回赶了，运气好的时候会满舱而归，运气不好也可能空船回来。”饶绍军的儿子这样叙述他们出海的过程，他这几年已经习惯了这种风里来浪里去的生活。每次出海回来后，妈妈和媳妇就开始上阵，分拣、销售渔获，他则回家补一觉，等着吃晚饭。

饶绍军也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干正经事”，心里踏实。“刚开始当渔民，觉得海上没有老家的山上踏实。习惯了以后就觉得，海上和陆地的转换最踏实，在海上说明会有收获，上岸说明平安归来了。”饶绍军说，主要还是这份来自海上的收获，是他们全家背井离乡谋生的目的。

看看未来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多数时间都预报有雨，饶绍军替儿子担心，在捕鱼季，能“干正事”的时间很宝贵，就怕雨大了或者来台风，耽误他们出海。

出了名的“能吃苦”

“能吃苦”是沙子口本地人对这群生活在身边的四川人的一致评价，如今沙子口本地人已少有出海捕鱼的了。“现在能上船出海的，八成以上是四川人，他们或是自己买了船，或是在他人的船上打工。”在沙子口街道经营民宿和饭店的曲先生说，从10多年前开始，本地人就开始陆续“上岸”了，因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本地人享受到了更多的福利待遇，很少有人再愿意“出苦力”，逐渐转型去做较为轻松的贩卖海鲜、开渔家宴等其他相关的产业。

曲先生说，他和附近的多名四川籍渔民很熟悉，自己经营的民宿和饭店也都是从他们手中购入新鲜的海鲜。“我们本地人还做渔民的，多数是在经营更大的船，也就是只当船老板，出海捕鱼的都是雇工，这些大船都是出远海，出去一趟得半个多月甚至1个月，花费的成本高，但带回的收获也多。”曲先生告诉记者，四川籍渔民多是以家庭成员为单位，开中型渔船出近海，当天来回，带回的海鲜相对及时、新鲜，价格也不高。

沙子口码头周边很多空地有四川籍渔民在补网。

沙子口街道居民胡中宝说，这些四川籍渔民租住的多是本地居民待拆迁的老房子，面积小，条件简陋，但他们依然生活得很快乐。“我们家租了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带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一年2万元租金。”饶绍军对自己租住的地方很满意，他带着记者参观了一番，这是一处民房的一半，前面一间房是老饶和妻子的卧室兼全家人的客餐厅，中间是个小院，具备了厨房和杂物摆放的功能，后面一间屋是儿子和儿媳以及孙女的卧室。

吕广伟说，他来沙子口街道近20年间，陆续在周边换了七八处租住地，多数是因为租住的房子拆迁而搬家。“这类民房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再过些年，还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吕广伟说，楼房对他们来说有些贵，也不适合他们储存渔网等工具。

越来越多妇女和孩子拖着渔网等，从码头上传递给船上的男人，男人们则在船上整理着出海必备的用品。天色渐黑，渔港逐渐归于平静，剩下整齐排列的渔船，等待着开海的时刻，而这群四川籍渔民也三五成群凑在一起，饭桌上端上了腊肉和香肠，摆着高度的白酒，谈论起了他们过去的故事和对这个捕鱼季的期许。

当渔民算“跨领域”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歌手郑智化演唱的一曲《水手》，唱出了四川来青渔者的寻梦心路。这群背井离乡、从蜀地连绵的大山间跨越数千里，“山里娃”上船，转变为渔民，并长期坚守下来，在风里浪里拼搏的他们，需要有更多的付出，酸甜苦辣的百味生活，这是他们寻梦的必经之路，用更现实的话说这也是“谋生”的路。

“在老家种地只够吃，没的剩。我们没什么文化，只能靠下苦力挣钱，能有吃有剩就满足了，你看现在就比在家好。”这个朴素的梦想是吕广伟16岁来到青岛“讨生活”的理由。1989年，他跟着村里的人来青岛，很深刻的记忆是当时从家里带了50元钱出门，除去35元的车费，怀揣15元开始在青岛寻梦。

“最先在崂山石老人附近的采石场打工，因为那时候很多老乡就在那里，能赚到钱。”吕广伟说，靠着在采石场的打拼，吕广伟积累下人生的第一笔财富，1994年就娶上了老家隔壁村的漂亮姑娘。“如果我那几年没出来打工，肯定媳妇不愿意嫁给我。”吕广伟说，结婚后，媳妇也跟他来了青岛，虽然租的房破旧，但也算在青岛安家了，转眼间在青岛已经30多年了，也已经将两个孩子抚养长大。2005年，吕广伟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他改行当渔民了。如果说在采石场工作，和原本在老家大山中的生活类似，那么当渔民就是“跨领域”了。“青岛靠着海边，我的很多老乡都转行去做渔民了，因为赚的钱更多。”和妻子商量好，吕广伟跟着老乡一起上船，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川籍渔民群体中谁家有工作，都能一起来帮忙。

饶绍军的经历和吕广伟相仿，他1993年来到青岛后，也是经历了采石场打工、在海上养殖场养扇贝、跟渔船出海捕鱼等过程。“我们这批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来青岛的老乡们，几乎都是这么个经历。”饶绍军说，最早来青岛的老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看到来青岛能赚钱，就纷纷联系亲戚朋友陆续都来寻找机遇。

寻找机遇，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也要经历不同的磨砺。因为当初家里盖房子，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元钱，1992年，四川籍渔民杨金环和丈夫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跟着老乡来到青岛。“我们能吃苦，有一次为了节省五毛钱，我背着孩子从姜哥庄一直步行到了石老人。”杨金环说，那个时候心里就在打退堂鼓，想回老家安心种地。但想想外债，咬牙坚持了下来，夫妻俩打工3年后，终于把3000元的债还上了。

“渔工”蜕变“船老大”

“我在采石场做了很短时间，那时候早来的老乡们纷纷开始转行去海上的扇贝养殖场打工了，跟着老乡去养殖扇贝，第一个月就发了240元工资，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寄回家200元，妻子很高兴。”饶绍军回忆，第二年妻子就带着孩子一起从老家来青岛投奔他了，老饶的妹妹、妹夫、表哥、表弟以及妻子的众多亲戚也都陆续跟着来了青岛。刚来的时候，也是在海上做扇贝养殖，那个工作和采石场相比不算太累，在异乡大家走动得反而更多，经常亲戚们一聚一大桌。

后来近海的扇贝养殖行业衰退了，大家便开始再次随着潮流转行去当“渔工”，就是当渔船的雇工，出海捕鱼。“上船”谋生，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游泳，这对从小生活在山里的人来说，应该是要迈过的一道坎，但记者采访到多名四川籍渔民，他们都说很快就学会了，可能这也是他们为谋生而吃苦的动力使然。这些四川籍渔民们说，新手最大的难关是要克服晕船，吕广伟刚开始也晕船，但这从未影响他出海。“吐了又干，干了又吐，在船上吃不下饭，回来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但休息一下就好了，第二天接着干，时间长了也就不晕了。”凭借坚韧的性格和吃苦的精神，吕广伟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渔民。

“1999年，我有了自己的渔船，那是一条二手渔船，原来的船主是本地的，家里拆迁有了钱他就不愿意出海了，我东拼西凑了1万元，买下了这艘船的使用权。”饶绍军说，有了属于自己的渔船，他就开始带着家里的亲戚一起出海捕鱼，逐渐亲戚们也找到机会，和他一样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渔船，纷纷当上了“船老大”。一般是男人凌晨或早晨出海，下午归港带回海鲜，女人上午在家补网，下午销售渔获，晚上全家能一起吃顿饭，在捕鱼季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

根据沙子口街道的统计，如今沙子口街道及周边的南姜码头等出近海的渔船中，有九成是属于四川籍渔民的船只，也就是有数百个“船老大”是四川籍渔民。

其实，当“船老大”也有很多麻烦事，比如要计算各种成本。“每次出海主要成本有雇工、柴油、船只损耗等，另外还有我和媳妇的工钱，这些都算在收入里了。”四川籍渔民陈发辉说，算算他的船出海一天的成本要在2500元左右，如果捕回来的渔获低于这些就赔本了。为了节省成本，陈发辉出海的日子相对并不多，现在大约每年4月份能出去1个月，到5月份休渔期来了，就得停船保养了，然后等到9月份开始，一般能出海到12月份。

不出海的日子，这些四川籍“船老大”会找零活做，建筑工地和养殖基地是他们常去的地方。“也都是老乡互相介绍，建筑工地需要人就去，养殖鲍鱼的需要人也去，女人们一般去采茶或者到饭店做服务员等。”陈发辉说，这样干一天有一天的钱。

不愿提及的“海上”

比起身体上的劳累，吕广伟的妻子更担心丈夫的安全。出海打鱼的人都清楚，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只要吕广伟出海，妻子每天都会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直到船靠岸才能放下心来。

“我们都是出近海，远了船当天回不来，主要是在潮连岛海域捕鱼，最危险的一次出海返航时遇上大风，原本2个小时的路程，我开着小船跑了5个小时才返回码头。”尽管出海经常会遭遇风浪，但是吕广伟呵呵一笑，古铜色的脸上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风里来浪里去的生活。

虽然吕广伟说起来轻松，但海上的滋味也只有他们这些渔民才能知道，这似乎是一个他们在心里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仿佛说多了，霉运也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

“海上的天气变幻无常，可能刚才还是晴好的天空，忽然间狂风大浪，这是我们最不想遇到的，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人愿意出远海。”四川籍渔民老宋说，每次出海前，自己也会在心里默念一句“老天保佑”，自己家里还有妻子、孩子，一定要平安回来。也是如此，每次看见天不好，或者在海上有异样，他就会抓紧返航。

“带我来的本村大哥和他的儿子，10多年前就一起‘留’在了这片海域，我还记得那天风很大，我早晨在码头转了一圈没出海，下午就传来了噩耗。”老宋说，那天有半数的渔民没有出海，出海的渔民多是像这个大哥家一样，经济条件相对更差一点，想在海上寻找更多的机遇。“出海的渔船少，可能出去后的收获更多，带回来海鲜的售价更高。”

吕广伟说，渔民的海上工作中，不仅是有天气的影响，捕鱼机械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前些年常有渔民被拖网上的缆绳等绞断胳膊的情况。近些年随着设备升级，以及他们这些“老手”们会格外警惕，类似的事故极少发生。吕广伟的儿子在2015年就曾遇到过一次危险，那时候他的儿子刚“上船”几个月，收网时不小心失足掉进海中。“那天风大浪急，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幸好他年龄小，反应比较机敏，抓住了渔网的一角，我赶紧抓起抄网递过去，他抓住了。”吕广伟说，经历此事后他的儿子再也没上船，他心疼这唯一的儿子，也没有劝说，儿子现在已经转行做了网约车司机。

川音渐淡的渔家后代

40年前，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蜀地的一群又一群人陆续从山里走出，来到数千里之外的青岛崂山，从山民变身为渔民。40年后，他们的生活有了变化，这变化或多或少。经历风浪的渔船终将报废，同样经历风浪的渔民也终将上岸。

早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沙子口的四川籍渔民中，上个世纪80-90年代来的“渔一代”年龄多在60岁左右，他们多已退休上岸，其中少数已回老家，多数仍在沙子口“辅佐”着他们的“渔二代”；目前沙子口的多数“船老大”都是“渔二代”，他们大多是从年幼时就跟着父辈来到青岛，一直生活在这里；而“渔三代”则少有人还从事捕鱼的行当，已经开启了融入本地社会方方面面工作的路；少有的“渔四代”也不会再从事和捕鱼相关的工作。

已上岸的“渔一代”

56岁的四川籍渔民饶绍军说，自己已经是“半退休”的状态，也许哪天不愿动了，就把自己的木壳小船卖掉，专心在家带孙女。“儿子的船已经不需要我了，他们这一代已经成熟了，我也干不动体力活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海上的经验多一些。”饶绍军说，常年出海劳作，他们这些渔民的腰都不好，他的腰部就常年捆着一条磁疗腰带，遇上变天就会疼。目前饶绍军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才驾驶着小木船到离岸边不远的地方去放排钩钓鱼，也因为他的经验丰富，少有空手而归的时候。

“可能哪天我空手而归了，也就彻底不出海了。”饶绍军说，他在四川籍“渔一代”中算年龄小的，年龄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这几年都已经陆续上岸，回到老家休养去了。也有些年龄还小一些的，就在岸上专心为后代服务，提供着各种保障。

饶绍军想过上岸后转行去做其他的，但想来想去，到了这个年龄，重体力活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和海共生了大半辈子，除了捕鱼没有其他技术了。“哪天闻不到海腥，可能就会不舒服。”饶绍军说。面朝大海，鱼虾满舱的幸福生活，已经融入了他的骨子里。

“不用出海去受苦了，却离不开这片海，就这样过下去吧。”今年64岁的四川籍渔民老鲍已经卖掉渔船“上岸”3年了，对他来说，“上岸”这个词其实也不太适合，他现在的主业是维修船只。他说，老乡们一般自己会维修船只，但遇上一些麻烦的活，都愿意找他来帮忙，他经验多，听听发动机的声音，一般就能判断出问题。

老鲍说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偶尔还能给孩子们“替班”出海驾驶渔船，但下网、起网等他不会参与了。他说，“年龄大了，心里的顾虑多了，一辈子不知道多少鱼虾被我从海里捕回来，我怕哪天这些鱼虾们也把我抓回去。”老鲍开玩笑说。

“回不去”的老家

在青岛崂山海域的这片海上漂泊多年，梦起梦落，有人选择了离开，有人选择了改行，还有人选择了坚守。他们在这里谋生、打拼，见证并参与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却未必追得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青岛这些年来，随着政策的变化，已经有了很多适合这些四川籍渔民落户的条件，但“渔一代”很少有人会考虑把户籍迁到青岛，真正做一名青岛人。

不管过得庸庸碌碌还是风生水起，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来自大山，他们都保留着自己的根，当他们老了怎么办？多数已经上岸的“渔一代”依然生活在这里，四川资阳的老家，成了他们“回不去”的家。

“孩子们全都在这里，我自己回去也没意思，家里已经没有近亲属了。”四川籍渔民老胡说，他们几乎算在青岛安家了，从他的父母去世后，已经10多年没回老家了，两个儿子每人有一艘渔船，三个孙子和孙女都已经考上大学了，他们把青岛当成了家。老胡说，或许将来等他的儿子们上岸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考虑举家迁回四川。

在外漂泊多年，疏离的故乡，老家似乎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总想回去，但是来回路费加上给亲戚买东西，没个上万块是过不了年的，再就是父母都已经去世，孩子们都在青岛，回去的心已经淡了。”四川籍渔民老宋说，虽然他前些年还用积蓄在老家买了套新房子，但他发现自己更习惯青岛了。“老家在四川盆地，气候闷热，不像这边靠海凉爽。”老宋的妻子说，背井离乡在外打拼，手里有了余钱，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并且有了工作，最辛苦的时候过去了，他们可能就在这里守着自己的这条渔船捕鱼吧，一直等到老去那天。

“渔三代”川音渐淡

修理整备好船只，还有几天等待开海的空闲，今年36岁的“渔二代”毛俊林和几个同龄哥们就在码头上的一间小房子里围坐下来，掏出扑克打起“够级”。“别人以为我们都喜欢打麻将，其实我们喜欢够级，打麻将太麻烦，并且我们几个中还有不会打麻将的。”毛俊林告诉记者，他们这几个哥们，都是十来岁就跟着父辈来青岛了，除了父母能坚持将腊肉和香肠端上桌，以及和家人、老乡在一起时永远改不掉的四川口音外，他们自己觉得已经和四川“没啥子关系”了。

毛俊林说，他初中毕业后来了青岛投奔父母，先在青岛周边一些工厂短暂打工了一段时间，20多岁就开始出海，如今也是一名“船老大”。

“刚开始到这里，我说话你们当地人听不懂，同样我也听不懂你们的话，足足有两个月时间，只能靠着打手势弄明白，后来，我花了3个月时间跟着当地人学习，才慢慢听懂了一些。”今年55岁的四川籍渔民杨金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起当年的尴尬事。而现在，让她自信的是，卖起鱼来已经是另一种口音了，只要不是连起来的一句话，“黑头”“八带”“螃蟹”等单个的词汇蹦出来，已经无限接近青岛口音了。

沙子口码头上，几名七八岁的孩子在岸边玩游戏，他们讲的是清一色的标准普通话，只有当远处的家长用四川话呼喊他们时，才能让人知道他们是四川籍渔民的孩子，也可以称之为“渔三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渔三代”们已经鲜有从事捕鱼工作的，他们中年龄大的在30岁左右，年龄小的多在七八岁。“孩子们主要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考上大学的，另一种是没考上大学的，分布在沙子口周边或青岛市区，从事快递、外卖、服务员等工作。还有就是仍在上小学、中学的小孩子。”四川籍渔民姚先生说，他舅子家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市南区一家川菜馆工作，另一个正在上高中，很有希望考上大学。

在本地上学、就业，也意味着他们开始更深层次地融入，“他不愿意回老家，他生在青岛，长在青岛，习惯不了老家的生活了。”四川籍渔民王勇告诉记者，儿子出生在青岛，今年13岁了，对四川资阳市的老家基本没有印象，偶尔假期回去看望爷爷奶奶，总是嚷着快回青岛。

记者手记

给以更多鼓励

转型中求发展

记者初次接触生活在沙子口的四川籍渔民是3年前，当时，中国海洋大学新闻系几名同学作了一个课题调研《最后的渔村：沙子口外来渔民本地化之路》，这些外来的渔民和他们的渔船有了一种感情，这类似一种感恩图报的情结，渔船让他们的生活从贫穷到富足，他们舍不得放下。

记者在陆续的采访中，发现了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个共性，多是亲戚、朋友、同乡，互相之间总是有一定联系，这也算是互相依靠，一起从老家跑来海边谋生。用“谋生”这个词很恰当，他们有着朴素的想法，就是为了生活而捕鱼，特别是当年的“渔一代”少有人会有更远大的想法，所以他们虽然人在青岛生活，但并不向往本地人富足的生活，一直处在同乡之间相对封闭的“圈子”里，似乎还是生活在四川，除了买和卖的过程，很少愿意和本地人打交道。

好在随着“渔二代”“渔三代”在青岛成长，才逐渐开始有了融入青岛的变化。随着本地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远洋捕捞，走现代渔业的道路，当地已少有本地渔民出近海，这批四川籍渔民传承了近海捕鱼的传统，他们为我们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我们的城市也在陆续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把一些长期工作、居住在青岛的人，逐步转化为市民，这批渔民是应该留下的群体，他们为城市居民餐桌上的鲜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曾表示，从保留青岛的社会记忆、城市文化的角度讲，不应该任由传统渔业彻底、完全地消失，应该多鼓励这些渔民在保留传统渔业的基础上转型，比如传统近海捕鱼能不能转化为旅游项目，让对传统渔业好奇的人，跟着他们出海，使得打鱼不再是最终目的，这样也能让这批四川籍渔民更幸福地留在青岛。

（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记者 孙启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