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好用好年轻干部

　　要形成一种风气，年轻干部都应该争先恐后到艰苦岗位、到基层去，要以此为荣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对于如何选用年轻干部，选用什么样的年轻干部，解决当前什么问题，有着清晰明确的要求。

　　“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不仅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要想事业兴旺发达，要想国家繁荣昌盛，必须要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力来干。”

　　避免极端化

　　在这方面，当前社会关注热点之一，是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应如何把握。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并不意味着提拔任用的每个干部都要是年轻的，也不是每个领导班子都要硬性配备年轻干部，更不是不同层级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怎样为宜？

　　“老中青合理搭配，组织才能更好地发挥功能和作用。”辛鸣说，“如果一个部门里是清一色的老同志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对于工作的展开都不是很有利。”

　　“之所以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因为过去在用人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不好的现象论资排辈。年龄大的同志，资历搁在那儿，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一到提拔都排在前面。但有的论资排辈排上去的干部，不一定是真正能干事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层强调突破论资排辈，提拔年轻干部。”辛鸣说，“但也需注意，不能从‘论资排辈’这个极端走到了‘唯年龄论’的另一个极端。哪种极端都要不得。”

　　“五六十岁省部级、四五十岁地厅级、三四十岁县处级，这种年龄上绝对化的‘一刀切’，肯定有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志强分析，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并不是干部使用越年轻越好，而是需要形成一个合理、科学的梯队结构，要更符合干部新老交替规律，符合“传、帮、带”的实践需要，符合事业发展对干部能力的要求。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前在有的地方、单位出现了机械理解、矫枉过正的倾向，选人用人时简单以年龄划线，不良影响已经产生：

　　其一，造成选人用人标准降低。当前，社会上对有的地方和单位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议论较多，对有些年轻干部的工作也有意见。

　　辛鸣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简单追求年轻化，拔苗助长地提拔年轻干部，有的甚至放松了基本的标准和规矩。机械地理解年轻化，把一些业务素质不太强、履职经历和岗位历练不太够，能力经验也不够足的年轻干部，在选拔任用程序不严格的情况下硬提拔起来。“选拔干部，不管是什么年龄，都应该严格按照规矩和制度办事，标准不能降低。这一点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

　　其二，导致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难于安心做事，乃至未老先哀“度日子”。

　　“有的地方和部门在干部提拔上以年龄为杠杠，级级设限、层层递减，以年龄为标准提拔的‘天花板’隐性存在。这就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一种印象：到了一定岁数未提拔到一定级别，就觉得自己前途无望了。”辛鸣谈到，比如说，30多岁还没当上县处长，40多岁还没当上厅局长，有的同志就会灰心丧气，乃至怨这怨那，好一点的是放松努力度日子，不好一点的是耍脾气、撂挑子、混日子。而周围的人也会说这说那，猜这猜那，无事生非，闲言碎语不断，让这些干部心生烦恼，无心甚至无法干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说过了什么岁数就不能提拔为什么干部。但在实际操作中，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这已经成为一种‘天花板’。”

　　其三，导致了“急功近利”情绪的产生。

　　蔡志强说，“少数干部总算着年龄‘坎坎’，就可能容易急功近利，做一些‘短平快’出政绩的事情，甚至出现‘一年出成绩的事大干，两年出成绩的事小干，三年才可能出成绩的事不干’的现象。因为，如果坚持做打基础、看长远的事情，短时间不出效果，过了一定年龄，就只能‘过点儿’了。这种年龄框框带来的心理扭曲和恐慌在干部队伍里确实存在。”

　　有关权威专家指出，40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50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

　　“这是干部队伍年轻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天花板’必须打破。”辛鸣说，转变需要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组织部门用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划线。30多岁的可以提拔，50多岁的也可以提拔。提拔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干部的德才和能力、群众的口碑。

　　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心理状态需要改变。党员干部不能看着升迁无望，就“养老”、“应付”，甚或怨气在胸“撂挑子”。“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不同。党员干部真想通了这一点，一些问题自然而然就化解掉了。因此，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事业观、权力观，很有必要。”辛鸣说。

　　蔡志强认为，不能因为要鼓励年轻人，就让经验丰富的“老一点”的干部“靠边”，这实际也是人才资源的浪费。既要鼓励年轻人的激情迸发，也要利用好年富力强的干部宝贵的经验和阅历。“关键还是要根据岗位的职能要求、实际需要来挑选干部。”

　　不良倾向必须警惕

　　有关权威人士分析认为，当前，在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方面，有一些不良倾向需要警惕：

　　比如，在有的地方，给地方和部门领导当过秘书的干部提任比例太大，你安排了，我也要安排，成了“利益均沾”；少数年轻干部“火箭式”提拔，经查有些都与领导干部沾亲带故。

　　“领导秘书提拔比例大是个客观现象，这个问题不应该回避。”辛鸣说，“这种情况容易给社会造成小圈子选人的印象，并由此产生种种负面舆论，嘴上不说，心里不平。不是说小圈子里的人一定水平不高、素质不高，但就算你水平再高，这种现象如果成为十分普遍和固化的状态，本身就不太正常了。”

　　辛鸣分析，这实际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领导身边工作的干部，领导了解熟悉，但群众不熟悉；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领导不见得全了解，但基层的党员群众却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这就要求，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不能以领导意志为唯一准绳，而要加大群众公认这个标准的力度。“群众普遍认为不错的干部，基本上错不了。”

　　对于年轻干部“火箭式”提拔事涉裙带关系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有的年轻干部的提拔靠关系、有背景、走门子，这样的例子确有存在，其根子还是不正之风。选拔年轻干部不是选拔个别人，而是选拔一批人、一代人。不正之风必须坚决打击。”

　　上述情况怎么避免？蔡志强说，“其一，选拔任用的标准一定要科学、经得起推敲。其二，要有选拔任用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此保障党员群众对选拔过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了严格、科学的标准，有了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有了全程的党员群众监督，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不拘一格降人才’。”

　　“杜绝这种现象不难。一句话，只要我们严格遵守组织任用程序，就不会出问题”，辛鸣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对于违规违法行为的惩治，也是保障手段之一。“一方面，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凡是出现违规的，一定要严加惩治；另一方面，还需建立完善用人失察追究制度。选的人用的人能力很差、根本无法胜任，甚至有严重问题、搞贪腐，那就要倒查倒追，看看选拔中间到底有没有问题。建立了这个制度，有利于釜底抽薪。”

　　不磨练是不行的

　　“年轻干部的培养需要一个历练的过程，要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给他们更多锻炼的机会。”汪玉凯说。

　　有关权威人士指出，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培养不是照顾。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这种锻炼不是走样子的，而应该是多岗位、长时间的，没有预设晋升路线图的。

　　辛鸣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对于年轻干部里的‘好苗子’，一定要把他们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练。不磨练是不行的，那种顺风顺水的干部，很难应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的变化要求。只有在磨练的过程中，才能出现出类拔萃的干部。”

　　“在一个艰苦岗位上，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需要在要素不具备的情况下寻找要素，在条件不充分的时候创造条件。一个年轻干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锤炼，才能得到扎实成长。有意识地加强一些困难挑战的训练，是培养年轻干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蔡志强分析。

　　但当前，也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存在。有的人认为，组织把谁放到艰苦岗位上、放到基层去锻炼，本人以及周围的人往往会认为是组织上不信任他了、边缘化他了。这样的风气如果蔓延开来，我们培养年轻干部会走弯路。

　　有关权威人士指出，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感受国情、社情、民情，能够“接地气”。要形成一种风气，年轻干部都应该争先恐后到艰苦岗位、到基层去，要以此为荣。

　　“要扭转这种风气，还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岗位来进行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我们应看到，不同岗位的工作难度是不同的，政绩的含金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在容易出成绩的岗位上干出十分成绩，我在艰苦岗位上只干成一分，但是相比之下，我这一分比你那十分更加重要和难得，也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标准，在艰苦岗位工作的年轻干部就既能得到磨练，又能得到认可。大家也就不会再视艰苦岗位为畏途”，辛鸣说。

　　“在年轻干部的培养上，关键还是遵循干部成长的基本规律，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拔苗助长，既不能刻意打压，也不能置之不理，关心爱护与艰苦磨练要相结合；在年轻干部的选拔上，根本原则还需体现正向激励，确保公平性，还要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形成上下互动的，既能确保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又能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的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体系。”蔡志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