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人群中，这种情绪已蔚然成势。必须看到，它有时会蒙蔽人们的眼睛，使人们无法做出基本的客观判断。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在不久前，那篇风靡九州的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设计秋裤使中国人失去耐寒力的妙文，是怎样轻而易举地让一批又一批的鱼儿咬了钓钩。

    公众号“左思右想”上一篇名为《为俄罗斯声辩》的文章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作者在文末自设一问：“有时候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会凭借一些未经审视的历史事实，对邻国做出不加思索的判断呢？而如果是下意识地觉得邻国越弱越好，我觉得这个多少还是上世纪的国际间零和博弈的思维。”

    本文冒昧尝试针对作者纳闷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或许，人们之所以会凭借一些未经审视的历史事实，对邻国做出不加思索的判断，是因为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受害”已经成为民众认识中国与一些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如柯尔律治认为的那样，对于事物的认识，我们所获取的正是自己所赋予事物的。实际上，不仅对未经审视的历史做出不假思索的判断，而且即便在对事实进行了审视之后，仍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无意识地删改、遗漏。

    其实作者《为俄罗斯声辩》已经谈到了“受害”这一点。他认为，受中苏交恶时期“把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混在一起的做法”影响，“我们的历史课本从那时起就有意无意地强调俄国对中国的蚕食”，这导致民众产生了受害情绪。不过，作者并未就此深挖。

    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格里斯谈道，中国人的“屈辱叙事”确定了今天中国人和西方打交道的框架。(见其《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事实的确如此，作为一个重要考点，顺利通过中考的人都能清楚将中国近代史的性质说出来：中国近代史是一步屈辱史、抗争史，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抗争史。这样的叙述旨在确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

    在这样的叙事中，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中国被迫赔款；被迫割地；被迫让外国人在条约港口定居。所有这些单方面的让步至今仍被看成是丧权辱国的表现。而当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二者的共鸣使这种受害情绪就更为明显了。

    今天，随着国力的不断发展，在恢复历史荣光——官方提出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感召下，更要提防这种受害情绪的爆发，以免其进而影响民众对历史、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本文的意旨并不在于批评这种情绪，相反，通过考察，反而对这种情绪报以理解。无论如何，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出发点还应是国家利益，但对国际利益的评估则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顺着这个话头说回中国参加俄罗斯阅兵的话，就应该认识到，为俄罗斯捧场只不过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其另一方面则是，这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有利的。大家知道，日本一直在侵华历史问题上冥顽不灵、开历史倒车，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在二战秩序层面来谈，会给日本造成压力，从而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对日攻势。

    但是中国在二战问题上话语建构能力一直很弱。例如，犹太人把纳粹屠杀建构成了全世界的集体记忆，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则没有达到这种范围。鉴于这种较弱的话语建构能力，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至今没有得到相应书写。这是中国第一次受邀派兵出席反法西斯战争阅兵，换言之，此前从未派兵出席过。

    因此，这次受邀出兵参阅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增强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机会。不但如此，中国还将邀请俄罗斯军队参加北京的庆典活动。从这里，不仅要看到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形成的政治呼应，还应该看到中国关于二战及战后秩序叙述加强话语建构的尝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为俄罗斯捧场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走到舞台中央的机会。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在篇尾要申明的是，本文的立场绝不是支持毫无原则地高颂中俄双边关系，无论任何时候，从本国国家实际利益出发来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都是应循之理、必守之道。因此，对于此类说法也须持谨慎态度。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说“俄罗斯和中国将建立一个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取代从里斯本到远东的大欧洲”。翻检一下特氏以前的公开言论，会发现此君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可被划到俄罗斯的“向西看”谱系，所以，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免让人觉得有点诡异。退一万步讲，特氏此语确系发自肺腑，也绝不能草率地下“俄罗斯外交已经向东”这样的判词。不管怎么说，避免被俄罗斯人绑在对抗西方的战车上是相对较为冷静和理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