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微博用户“法治路由器”在发布了两份案号相同的立案受理通知书，以“法院造假案，有图有真相”为题，称榆阳区法院伪造案卷。对比两份立案通知书发现，这两起案件当事人、案情截然不同，其中一起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另一起为民间借贷纠纷。

    早在3月18日，就上述民间借贷纠纷案二审在陕西高院开庭，陕西网记者到庭旁听。上诉人赵发琦的代理律师当庭指出,榆阳区法院曾违反级别管辖受理该案，并用伪造当事人签名等方式，伪造了多份法律文书。

    被上诉人余社明的代理律师则表示，榆阳区法院在受理该案的过程中，可能有瑕疵、纰漏。资料显示，因为一起涉及840万元的经济纠纷，余社明将赵发琦诉至陕西榆林市榆阳区法院。依照《陕西省高院关于各级法院级别管辖》之规定，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案件，一审管辖权应是榆林市中级法院。

    但在2011年7月1日，榆阳区法院仍对上述案以“（2011）榆民二初字第429号”立案。但事实上，该案文号与榆阳法院在2011年6月21日受理的另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重复，出现了“一号两案”的情形。

    赵发琦在举报材料中称，榆阳区法院将文号“第429号”改为“第441号”案，而“第441号”案的审理中，被告人赵发琦至始至终从未参加庭审。律师调取案卷后发现，榆阳区法院给赵发琦送达的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文件，上面所有本人签名都是伪造的。

    例如，在“第441号”案卷中，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6日和7月8日的两份送达回证上，赵发琦两个签名都为假的。在该案审判长2011年7月11日，与赵发琦父亲赵国民谈话笔录中记载，审判长问：“现将我院有关诉讼文书、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等一并送达赵发琦，你是否愿意代收？”赵国民答：“我不代收……”。

    3月18日，赵发琦代理律师李晴文质疑道：“如果7月6日和7月8日的送达回证是真的，为何在7月11日还让赵发琦的父亲代收？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赵发琦在举报材料中称，由于榆阳区法院其他法官提出异议，认为“第441号”案存在违反级别管辖等问题，榆阳区法院遂将案件移交给榆林市中院。为了保证不超过诉讼时效，伪造了一套立案时间为2010年12月29日，文号为“（2011）榆民二初字第129号”的案卷。

    上诉人代理律师说，在“第129号”案中的廉政监督卡多处存在改写痕迹，如立案时间由2011年7月1日改写为2010年12月29日，案号由441号改为129号，审判长由秦卫东改为贺锦丽……。

    赵发琦质问：榆阳区法院怎么能在2010年12月29日就拿到2011年7月1日的文书并进行修改？因此他开始质疑“第129号”案是伪造而来。律师查阅案卷后发现，榆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也后来补开的，于是出现了法院案件受理日期早于签收案件起诉状日期的矛盾。

    3月18日，赵发琦的一审代理律师致电本案一审主办法官贺锦丽，就案卷的多处疑点提出质疑，贺锦丽答复称：“你认为我弄假案，你该怎么就怎么。‘441’肯定不是赵发琦签的字，我推想可能是书记员订卷时他觉得差材料他就补了，（也）可能后来是实习生呢。我就没见过赵发琦，就不可能是赵发琦签字。”

    早在1月28日，赵发奇就向陕西省高院举报榆阳区法院法官李士忠、贺锦丽，伪造立案、受理、缴费、裁定、送达等整套法律文书问题，要求陕西省高院查处。但举报已过两个多月，举报人未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随后律师在微博公开了举报材料。

    4月3日，陕西网记者致电陕西省高院纪检组领导，采访榆阳区法院“案卷造假”一事进展情况。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未得到上述领导的回复，就本案陕西网将会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