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的儿子能找到他心爱的男孩儿”

    上海相亲角中出现了一群人，举着牌子为自己的同性恋儿女寻找伴侣。相比于真实的相亲需求，这举动更像是反歧视的表态。 这群家有“同志”的父母经历过旁人难以想象的心路历程

参加同志游行的同性恋者家长。

    “希望我的儿子能找到他心爱的男孩儿”

    南国夏日，一幢位于广州市中心的居民楼前，邻居们讨论着菜价，小孩子四处嬉闹，大声唱着歌。

    在这幢楼的24层，有一间办公室，推门进去，你会发现，与普通住户家中不同的是，那里面插满了彩虹旗；而书柜中，也摆放着大量与同性恋或者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在显眼的位置，一幅复印的书法作品夹杂其间，上面印着这样一句话：“长路漫漫，此刻即未来。”

    这是同性恋亲友会的办公室，它的创办者之一、执行主任阿强正在与工作人员讨论即将在游轮上举行的同志亲友恳谈会的详细流程，而一群网名为“小亮妈妈”“小涛妈妈”“花开妈妈”之类的家长志愿者，也定期聚合在这里，策划着一些公益活动的项目事宜。

    而早在几年前，在他们的儿女尚未正式“出柜”之前，这些家长们对于“同性恋”，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2015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

    “你凭什么一定认为‘TA’是女孩？”

    2017年5月20日，一个因为发音类似“我爱你”而逐渐从网络上流传开来的“非正式”节日。

    有人会选择在这一天表白，也有人会邮寄鲜花给心爱的人。

    每年的这个日子，在中国很多地方，都会有人自发性地组织一些大规模的“相亲大会”，以期待爱情的降临。

    而这一天，有几位阿姨来到了位于上海市人民广场的“相亲角”。

    与别的父母撑着遮阳伞、手拿打印出来的孩子简历所不同，这些妈妈们在公园一角的空地上，摆出了一长溜彩虹色的雨伞，并且手举纸板，上面写着“希望我的儿子，能找到他心爱的男孩”，“我爱女儿，我也爱女儿的她。”“我为我儿子(女儿)，找靠谱男朋友(女朋友)”等字样。

    这样的场景被路人随拍发到了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网友带着善意调侃，“即便你是同性恋，你也免不了被你妈逼婚。”

    然而事实上，这次自发活动的倡导者之一、同性恋亲友会的资深志愿者小涛妈妈(网名)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儿子“相亲”，她的儿子早已经拥有了承诺相守终身的伴侣，早在2015年，他们就已经在美国正式注册结婚了。

    “我并不真的是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而是表现出一种姿态，让社会上能够看到同性恋人群，知道这些孩子们并不是病态，更不是赶时髦。”小涛妈妈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道。

    但七年前的她并未如此“开通”。

    2010年，小涛正式向母亲坦白“出柜”。

    那年他28岁，他的父母已经在“我儿子究竟为什么不交往女朋友”的担忧与猜测中度过了好几年。

    小涛的家乡在江西赣州，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在北京工作，只有在过年与国庆这样的长假里才会回老家与父母团聚。而“每逢佳节必相亲”的戏码，他终究是躲不开的。每一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周围女孩子的暗示或者追求，小涛的态度看上去也不甚积极。如今，小涛妈妈回忆，“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的他早已经打定主意，此生绝对不会走进任何异性婚姻中，他可能既不想自己孤独地过一辈子，也不想去伤害或者欺骗某一个无辜的女孩，他只是一直在纠结，究竟要怎样开口来告诉我。”

    “我猜过他是不是身体有病，或者一直暗恋某个女孩子而不得，但都被他笑着一一否定，”直到有一次过年，小涛妈妈用上了一句中国式家长的“杀手锏”：“如果你不告诉我原因，妈妈将来有一天离开了，眼睛是闭不上的。”但随后她又添了一句，“只要你有一个理由，妈妈都会理解。”

    也许是父母充满了压力的爱与关怀，让小涛正式决定说出真相。

    过完年，他回到北京，断断续续想了很多沟通方式，比如写信或者与母亲QQ视频，但每一样都被他随后推翻，最后他对母亲说，来北京一趟吧，就当是旅游。

    在儿子位于天通苑附近的出租屋内，母子俩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触碰了这个话题。

    “儿子，你究竟有没有喜欢的人？”母亲问。

    “有。”儿子干脆地说。

    “那这个女孩现在在哪里，她是做什么的？”

    “你凭什么一定认为‘TA’是女孩？”

    儿子的这句反问让母亲猝不及防，“那个瞬间我蒙了，我想，糟了，儿子也许是喜欢上了某一个已婚的女人。”因为在当时小涛妈妈约定俗成的概念中，既然不是“女孩”，那就一定是一个已经有着很多生活阅历的“女人”。

    但她没想到，儿子接下来的话更让她觉得是晴天霹雳。

    “TA是一个男孩子。”小涛说。语气平平，很淡定。

    母亲哭了。

    为了这次“出柜”，小涛已经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也预备好了大量的影音或者书籍资料，试图帮助母亲了解同性恋，但母亲突如其来的眼泪依然让他觉得这个话题无法继续。

    母亲冷静下来后的第一反应是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怀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导致儿子‘恐婚了’？”随后又想，即便现在喜欢男孩子，但感情也是可以培养的，她甚至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看过的电影《李双双》，里面的仲星火与张瑞芳不也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吗？

    但儿子一一击碎了母亲的假想，他告诉母亲，“假如你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你会发现，心理医生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可能还没有我懂得多。”随后他对着一脸惊惶的母亲说，“妈妈，我打一个比方告诉你，假如现在有一个美女站在我面前，即便她什么都不穿，我也毫无感觉，这是天生的事实，改变不了。”

    “话说到这个地步，我理解他了，但心里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小涛妈妈回忆道。但儿子是同性恋这个事实，远远超越了她的知识储备与前半生的人生阅历，“不都说男婚女嫁，异性相吸吗？我儿子为什么突然反过来了？我接受不了。”

    在北京的10天内，几乎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儿子白天去上班，妈妈留在家里，思考人生并且观看儿子留下来的那些张北川、李银河的书籍以及几部电视纪录片，其中有一期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做的关注同性恋群体生存现状的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对于许多同性恋家长来说，在获悉自己的孩子喜欢同性的那一刻起，都要经历着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巨大颠覆，许多人在强烈的震惊之后，开始选择学习，阅读关于人类学、性学以及心理学的大量书籍，而在此之前，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听说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银河的名字。

    几年前，小涛妈妈通过网络，加入了同性恋亲友会的QQ群，并由此在经过培训之后，成为了亲友会的民间志愿者。由此，她没有变成一个在退休后专注于广场舞的妈妈，而是转变成一个帮助“同志”家庭沟通、改善亲子关系的“心理师”。

    小涛如今与伴侣一起，离开北京，在江南生活，他的父母与对方父母互称“亲家”，相处融洽。

    小涛妈妈还记得儿子最初向自己“出柜”的那个晚上，“他问我，妈妈，你希望我幸福吗？我说，当然希望。然后他告诉我，假如你硬要让我和某一个女孩结婚，我不但不幸福，还会毁了人家的一生。”

    “那一刻，我觉得他真是聪明，懂得什么才是最有效的沟通。”小涛妈妈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带着些许自豪的语气。

在一次江西赣州同志亲友分享会上，小涛妈妈分享她接受孩子的故事。

    橱柜中的骷髅

    阿强(网名)来到广州已经近20年了。

    他的家乡是安徽省西部，一个并不发达的山村，有着厚重的人情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按照阿强的话说，那是一个至今都还提倡发了财的人回家捐钱修祠堂、建牌坊的地方。

    自2011年开始，阿强开始放弃自己之前创立的物流生意，开始全职担任同性恋亲友会的执行主任。

    同性恋亲友会，这个旨在为中国男女同性恋者以及他们的父母、家人与朋友提供支持服务的独立民间组织。它的联合创办者是阿强与吴幼坚，后者是一位作家与编辑，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支持自己同性恋儿子的母亲。

    在阿强的记忆中，中国同性恋亲友会的成立非常偶然，而在成立之前，他已经在一些社会公益项目，比如杜聪的智行基金会中负责一些与同性恋相关的选题，同时，也兼职给一家网站撰稿，撰写编辑一些同性恋知识与通讯报道。

    作为一名曾经饱受自己身份困扰的同性恋者，阿强对于自我认同感的重新构建非常艰难。对于性的意识，他非常早熟，甚至在小学之前，已经模模糊糊地对同性有所萌动，而在青春期中，他已经确定自己的性取向与大部分人不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没有网络，而作为一名乡村少年，阿强笃信一切白纸黑字上印刷的东西，“杂志上说同性恋是变态，我就相信，然后只能自我逃避。”他觉得自己处在一片黑暗之中，“仿佛全世界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性恋，只有我一个。”阿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学校毕业后，他逃离了家乡，来到广州，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大部分通过电话，经常不得不回答他们“谁谁谁都结婚了，你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来”等不厌其烦一问再问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阿强开始上网，在一次偶然的搜索中，他查阅到，原来在中国，一共有着5000万的同性恋人口，他开始释然，原来自己并不是唯一的那一个。但同时他又觉得绝望，为什么没有一个明星或者官员愿意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他们明明拥有着话语权，拥有着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

    在给网站撰稿的时候，阿强发现，在一个异性恋掌控着绝大多数话语权的世界，对同性恋人群的误解与敌意非常厉害，“那时候，与同性恋相关的新闻，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负面的，不是哪里砍人了，就是谁得病了。”阿强回忆道。

    而一次，因为某些男性同性恋在广州某健身房桑拿室中做出一些越轨行为，从此该健身房挂出了“同性恋不得入内”的招牌，这样的消息让阿强想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他觉得非常屈辱。

    在等待中，阿强觉得，既然没有名人站出来“出柜”，那么，就由普通人开始改变世界吧。

    在给公益组织担任志愿者的期间，阿强通过电话热线，接触了大量中国普通“同志”的人生，他们有的面对父母亲人所给予的压力不堪重负，有的则选择“形婚”或者“骗婚”，但等到真正走入婚姻中才发现，“非常烦恼，几乎是生不如死。”彼时的阿强并没有做好向父母坦白的准备，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的人生，绝不是这样的。

    “因为做志愿者，使我与社会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并且看遍了同性恋生存现状的人生百态，我更加知道哪一种选择或者哪一种人生是我自己坚决不想要的。”阿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直到2007年底，因为想请编辑出身的吴幼坚帮忙校对自己正在编辑的一本关于“同性恋如何出柜”的小册子，阿强与吴幼坚进行了几次深入的沟通，而吴幼坚当时已经开始在网上开设博客专栏，并且经常会收到一些同性恋网友或者亲友的求助信息。她和阿强由此意识到，是不是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个专门针对同性恋和他们亲友的公益组织。阿强很快写出了策划书，策划书2008年5月落笔完成，阿强把同性恋亲友会的计划成立日期随手写成了6月28日，完全是出于中国人喜欢谐音吉利的考虑，但后来他才知道，LGBT历史上着名的“石墙运动”正好是在1969年6月28日于纽约爆发。后来，他们又统一在官方渠道中将成立日期确认为7月1日。

    阿强认为，自己成立同性恋亲友会的初衷，绝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事情，希望获得与家人更良好的沟通与更加自由的生活”。但他远远没有想到，在成立9年之后，这个民间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50余个地方开展过工作、拥有8个全职工作人员、2000余名经过专门培训的经验志愿者以及十几万会员的规模。

    在运营同性恋亲友会期间，阿强曾经去美国当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在那里，他听到了一句西方谚语：“橱柜中的骷髅”，意思是，每一个家庭中也许都有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景象，橱柜门打开，骷髅掉了出来，那一刻，阿强觉得，这句话完全是在形容他曾经的人生。

    即便同性恋亲友会已经帮助了多个家庭解决了“出柜”的问题，但对于阿强本人来说，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母亲生前告诉她事实的真相。

    阿强认为，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大部分拥有同性恋儿女的家庭来说，他们的亲子相处模式都是如同白先勇所写的“孽子”。

    一个威严的父亲，象征着正义、专治与强大不可更改的传统，一个温柔却懵懂的母亲，在他们面前，孩子只能溃败地离开家庭，在茫茫世界中自我放逐。

    在母亲生病期间，阿强纠结数次，终究没有将真相和盘托出。他后来在文字中写道，“我掩藏着此生最大的秘密，诀别了世上最亲的人。”

    那是一个冬天，家乡的皖西小城落满了雪花，在临终之前，母亲拉开抽屉，翻出一个层层包裹在香包中的铜镜和一根红丝带交给阿强。那是他家乡的风俗，结婚时，新人要在身上系上红丝带与铜镜，意味着以后的人生平静安稳。

    母亲去世之后，几经犹豫和思量，阿强选择了向父亲坦诚地说出一切。

    他提前打了很久的腹稿，然后选择尽量浅显易懂、让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亲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形容自己的儿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听完，父亲站起来，去了一趟洗手间，几分钟之后，他回到房间里，平静地问，“晚饭想吃什么？我去做。”

    向父亲“出柜”之后，父亲几乎再也没有对阿强提起催他结婚的事，只是有一次在电话里略带无奈地慨叹，“你就是喜欢和男的在一起。”而母亲留下的铜镜与红丝带，阿强一直珍藏在保险柜里。他在经历几次波折之后，遇到了至今相守的伴侣，“如今我们的生活正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平静而安稳。”阿强说。

    “我不想让儿子不能做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今年7月，同性恋亲友会每年最重要的活动“同志亲友恳谈会”即将举行第十届，而阿强也辗转联系到了导演李安，请他录制了一小段祝福视频，放到了网站与微信公众号中。

    在那段视频中，阿强剪辑进了《喜宴》与《断背山》等电影的片段，最后李安出场，用他特有的温文语气，不急不缓地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我是李安，我在纽约，祝第十届同志亲友恳谈会圆满成功，我也在这里祝大家幸福愉快。”

    似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幸福愉快”是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最美满的祝愿，尽管参加同性恋亲友会的大部分家庭，在知道“家有同志”的那一刻起，都曾经以为自己与这个词汇终将绝缘。

    与小涛妈妈一样，亲友会志愿者小亮妈妈(化名)的孩子也是80后，他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一线城市知识分子聚集的家属大院中，那里几乎没有秘密，仿佛所有人的鸡毛蒜皮都能够通过邻里间口口相传地互相得知。

    但小亮的性取向却一直是这个家庭掩藏的秘密。

    与大部分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颠沛、运动与“跨过独木桥上大学”的中国女人一样，小亮妈妈聪敏而要强，所以也一直要求孩子做到最好。

    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但就是发生了，“你毁了整个家，毁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在最绝望的时候，她也曾经向孩子说出这样的话，而小亮，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拒绝与父母直接联系长达三年之久。

    但事情的转折来自于一次意外。

    小亮妈妈去外地出差，偶尔经过一个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所在城市，她拨通同学的电话联系她去家中探访，电话中，同学的口气有点奇怪，并不够热情，敏感的她有所觉察，却并未在意。

    在同学家中，小亮妈妈见到了让她一生难忘的场景。同学的儿子、当时已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瘫痪在床，脖子以下毫无知觉，他的妈妈在努力地帮助他翻身、喂饭。而这一切都源自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一次车祸。

    “如果我能付出一切，我只想让他站起来。”同学平静地对小亮妈妈说。

    她们随后在一起抱头痛哭。

    小亮妈妈走出了同学的家。阳光直刺下来，那一瞬间，她问自己说，你为什么还要向生活要求那么多？

    虽然事实上，生活并不是靠“谁比谁更惨”就能够让自己卸下心头块垒、重新变得释然，但见到、并且接受一切关于人生无常的事实，确实也是一种残忍的触动和抚慰。

    至今，小亮的爸爸仍然不接受自己的儿子喜欢同性的现实，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放个美娇娥在他面前，我看他怎么就能不开窍？”所以，直到如今，过年时，小亮和伴侣仍然不能像大部分异性恋伴侣一样，商量着轮流回家见家长，一般只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小亮妈妈作为亲友会的资深志愿者，在退休之后，将大量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亲友会的公益活动上，她经常会在电话热线或者网络上面对求助的同性恋孩子家长，解答着他们的疑问。

    与有些志愿者家长“心理疏导”式的风格不同，小亮妈妈关注的问题非常现实，在一切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中，她最担忧儿子将来的养老生活。“现在年轻还不觉得，自己都可以解决，但一旦老了身边没个伴儿，没有孩子，怎么办？”她甚至开始研究起《收养法》或者“代孕”等相关问题，但她也清楚地知道，“没有后代养老”，并非仅仅是同性恋家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很多丁克家庭或者选择单身生活的异性恋中，中国家长也在忧心着，“但不同点在于，他们的烦恼可以随意倾诉出来，而我不敢。”小亮妈妈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但在亲友会中，也存在相对“释然”的家长，在他们看来，“想那么远没有意义”。在海岸妈妈(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中，她回忆当时儿子向自己“出柜”时的情景，“只是愣了那么几秒钟”，随即接受了现实。“我知道这是不可更改的，但还有什么还能比孩子的健康与快乐更重要呢？”

    她旋即开始一遍一遍地重看电影《霸王别姬》，“我只是想更多地去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但另外一部与同性恋无关、她偶然在电影频道中看到的电影显然给予她触动更大——根据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那部着名童话改编的同名动画电影《小王子》，在那部电影中，一个生活在强势母亲压力下的小姑娘最终逃离了生活，帮助成年后已经忘记自己年少时候梦想的“小王子”重新找回自己。

    “我不想让儿子不能做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海岸妈妈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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