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以为，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或多发生在偏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但真实生活中并非如此。

    据钱江晚报记者了解，截至7月份，杭州某区级检察院在近两年时间里一共受理审查起诉78件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中12件是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成年人性侵未成年人)，包括1起男童在参加夏令营时被猥亵案件。

    我们无意去窥探这些故事，且只听听做了两年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师的亲身感受。

    被拒绝的

    我是律师，做得最多的却是安抚情绪

    2016年的一个炎热夏夜，一个10岁的小女孩在睡梦中被性侵，身边还睡着她不足6岁的妹妹，她们的父母就睡在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卧室，侵害人是父母加工厂里新请的帮工，刚满19周岁。

    “这是我接到的第一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冰燕当时刚刚入行四年，还算一个“新手”，被指派为受害人的援助律师。此后，她手上的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几乎没有间断过。

    “按照程序，接到案件后我首先是联系监护人，希望与受害人面谈。”徐冰燕说，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不要来我家”，“他们担心被周围人知道会招来闲言碎语，无论是善意的安慰还是恶意的嘲讽，都是二次伤害。拿这起案件来说，孩子年纪小，又是在睡梦中，她没有被侵害的意识，对过程也表述不清。”如果不是恰好被家长逮了现行，很有可能不会曝光。

    后来徐冰燕发现她总是在被拒绝。“这些家庭都非常抗拒，从无例外。”她不得不从公安部门的笔录和家长的陈述中了解案件经过，“我看到的总是冷冰冰的询问笔录，未成年人受害人面对的是与普通受害人一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是否明白这些问题，知道什么是强奸，什么是猥亵。”

    如此，两年。“我觉得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我虽然是律师身份，但做得最多的事情却是安抚情绪，更像一个心理医生。”徐冰燕陈述着她两年来的心理变化，“我总是不得不向受害家庭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主张赔偿精神损失，为什么侵害人坐几年牢就出来了，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要为此背负一生的阴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总是这样问我。”

    那起案件，徐冰燕最后为受害家庭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是‘救助’，不是‘赔偿’。”说完，她突然问我，“你觉得我要不要去读一个心理学课程？”

    这件事徐冰燕已经考虑了很久，其实检察院有向受害人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但受害人拒绝接受。相比之下，他们至少还愿意跟我沟通。”

    被触怒的

    父亲侵害女儿案，竟成为他人谈资

    徐冰燕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以便受害人随时能找到她，尽管问题常常与法律无关。“有一阵子我总是在半夜接到一位母亲的电话，反复问我她是不是做错了。”

    这是一起尚未完全办结的性侵案，徐冰燕被委托代理申请撤销受害人父亲的监护资格——因为受害人的亲生父亲就是侵害人。

    “这在法律上几乎没有难度，就是走程序，难的是做母亲的。”徐冰燕第一次流露出个人情绪，显得有些愤怒和懊恼。

    她的愤怒和懊恼来自于——事情原本可以不这么糟糕。“案件前期处理得非常到位，抓捕是晚上进行的，把影响控制在最小，但在案件移送之后发生了泄密。”徐冰燕说，“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孩子所在的学校，传得沸沸扬扬，还有些看热闹的邻居、甚至小女孩的同龄人主动去撩拨这对受尽伤害的母女。应该被保护的受害方，事实上却被孤立了。”

    乱伦，这个叩问社会基本伦理的词汇，就这样成了他人口中的谈资，反复伤害着受害人。如果早知道报警是这样的结果，受害人还会不会选择报警？

    “我是不是做错了？”这位母亲反复问徐冰燕，因为所有人都在怪她。

    “如果不报警事情还是会爆发。”徐冰燕说，从女孩的口述来看，被母亲发现后报警的这次性侵已经不是第一次，“而且侵害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庭审现场的情景。“他就坐在我对面，隔着桌子，相距不过两米，40多岁，对犯罪过程的口述很平静。”回忆过程中徐冰燕忍不住说了好几次她“特别不能接受”，因为侵害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女孩母亲告诉我，他曾辩解说反正女儿大了也要给别人的，不如给他。”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位父亲口中说出来的话。

    被忽视的

    取证难，侵害人反口的很多见

    自从做了未成年人性侵案的援助律师，徐冰燕说她时常感慨，“每个孩子能平安长大成人都太不容易了，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人怎样伤害。”

    有时是家门口的公园。12岁的小女孩常常去玩，只是这一次回来却带回了半袋狗粮和20块钱，跟妈妈说，“再也不去那个公园了”。一问才知道，那个常来遛狗的老爷爷把她带到假山后面强行抚摸。“小女孩隐约知道这是不对的，却不知道这就是猥亵。幸好，这个孩子没有被20块零花钱安抚住，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家长发现。”徐冰燕说，一开始家长还在犹豫要不要报警，“直到女孩的爸爸准备拿刀去把侵害人给捅了，妈妈怕出人命才报的警。”

    有时是图书馆。“这是两年前的案子，也是夏天，有多人报案，受到侵害却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徐冰燕说，大多数人都觉得图书馆是个安全的场所就疏于防范，正好给了侵害人可趁之机。未成年人性侵案往往比普通性侵更难取证，一则因为孩子对过程陈述不清，二则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懂得保留证据，所以侵害人反口的也很多见。“后来是调取了图书馆里的监控视频，侵害人才认的罪。”

    甚至就在家门口。“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侵害人已超过75周岁，判了缓刑。因为是当地人，周围邻居多少知道这个事情，大多人心惶惶，担心他会不会再犯案，但除了叮嘱孩子尽量远离他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徐冰燕说，每个孩子能平安长大成人都太不容易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人怎样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