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单位一把手是刚调来的，那么带来的司机就成为一些人新巴结的对象。”李全说。司机刘明也向记者举例：当地一名领导司机开了个茶庄，于是下面的单位都来买茶叶。

    除了这些“实惠”外，最普遍的是油费及修车费用。虚报冒领等已成为“潜规则”。李全透露，有公车司机给自己的私家车加油，却可以开票去单位报销。

    “其实，油耗还算不上大问题，汽车维修才是个大窟窿。”重庆经开区一些原来的驾驶员曾自曝，公车维修名目繁多，百分之八九十都有回扣，而这种漏洞在公车改革前根本无法控制。

    除了到手的物质利益以外，公车司机还有大量灰色空间，领导即使知道一般也不会管。刘明说，这些被作为对司机鞍前马后的补偿和报酬。比如司机也普遍存在公车私用问题。

    一份调研统计显示部分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三分之一、干部及亲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李全就坦陈，“我家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基本是我用公车接送。”

    有时司机能得到领导更有价值的照顾，比如安排女子就业，甚至将公车司机提拔从政。

    公车司机“搭便车贪腐”

    正由于公车司机与一些腐败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从灰色利益滑入腐败成为了可能。

    《半月谈》发文称，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公车司机腐败的土壤在哪里？又是如何进行贪污腐败行为的？新京报记者整理以往公开报道发现，公车司机涉腐败的案件主要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最直接的：司机官员共同贪贿。2008年2月，郴州市国土局原副局长杨秀善单独或伙同司机受贿191万多元，被判13年。司机吴军收受36.8万元，并为杨秀善窝藏赃款10万元。

    2009年12月，湖南浏阳市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刘魁榜与其司机丁文峰一同受审，检方指控刘魁榜与丁文峰或单独或伙同骗取单位财务资金。其中刘魁榜受贿40万余元，贪污24万余元，丁文峰贪污23万余元。

    还有一种形式是司机当官员腐败案牵线人。2008年7月，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驾驶员高某，利用领导司机特殊身份，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法院以介绍贿赂罪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第三类则是司机利用自己“领导亲信”的身份和影响力，直接贪腐。2011年，江西萍乡一酒店因违法用地被国土局处罚，酒店负责人找到局长司机说情，送上10万元后，处罚金额比第一次减少了78.6万余元。最终，司机被判刑。

    新华社发文认为，是领导行为不端致公车司机“搭便车腐败”，每个贪污的司机背后都有一个腐败的领导。司机“有疾”，多半源于领导“有病”。

    如何遏制司机的腐败

    “领导身边人腐败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腐败。”针对公车司机腐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认为，本质是因为领导权力没有受到约束，从而有了更多权力“代理人”。

    王锡锌对记者表示，只要是靠近权力的，就有权力的寻租市场。比如领导本人不能出面的，便通过司机等身边的人进行，“这相当于你吃肉，我喝汤。”因此遏制司机腐败，必须对领导权力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也认为，“过去对于领导身边人，疏于监督管理。但是他们具有特殊性，可能间接获取利益，因此要将其作为监督对象。”

    由于部分专职司机和领导关系密切，甚至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毛昭辉还建议尽量不要设专职司机。

    去年9月至今年5月底，在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类型中，“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占4851起，高居首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从公车改革的角度提出建议。叶青说，公车改革有着双重意义，从经济层面上看，减少了政府支出，减少了“公车腐败”，最根本的是直接铲除司机腐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