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北方的麦子还在扬花、灌浆，江汉平原已经迎来收获的季节，汉江两岸的麦子相继收割、晾晒。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也即将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今年9月汛期过后，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一库清水将穿过河南、河北，直达京津。

    “现在水位是139米，到9月以后要到170米，把那边全淹了，达到那条白线。”导游指着丹江口大坝内一条模糊的白线，白线以下现在还是一片荒滩草地，水位上升后这块地方将被淹没。

    历经12载，“南水北调”最为关键的中线工程终于通水在望——虽然这比原计划要足足晚了六年，而围绕着这一“世纪工程”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方案选择、决策博弈、工程造价等相关内幕渐渐清晰；而诸如水价制定等新的问题，也渐次展开。

    1. 北京应急水源地“应急”6年

    “在北京发展农业还有必要吗？它占北京市经济总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总用水量的1/3。”

    自从今年2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加速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意见之后，舆论的聚光灯齐聚于此。然而，在媒体和市场热衷于炒作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地谁有可能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同时，甚少有人关注该地区一体化面临的致命短板——缺水。

    但这个缺水严重的地区，却是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之外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其中，河北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更为特殊的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这些赋予了京津冀不一样的光环。

    “京津冀地区本来并不缺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刘昌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以西的西苑有很多喷泉，能看到成片的稻田。

    但随着这几十年工业与人口的聚集，这一地区开始变得缺水。“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在全国最低，大概不到300升，北京天津就更少，人均水资源也就是100升左右。”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贾绍凤表示，京津冀地区河道里基本上没水，地下水也基本采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为解决水问题，北京从刚开始的单库供水，发展成为官厅、密云两大水库联调，都无法解决水危机；天津也上马“引滦入津”工程，解决用水之急；农业大省河北情况也不乐观，号称“华北之肾”的白洋淀屡次干淀，由于地下水超采严重，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区。

    近年来，为了保证首都供水安全，河北的王快、岗南等四大水库联合调水，至今已向北京调水15亿方左右。而在北京城内，几个应急水源地本应在2008年关闭，但一直运转至今，地下水严重超采，在顺义等地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漏斗区。

    “你就眼看着北方地区这样一年一年的熬，我们绝对就是熬。”谈起这些年北京水资源问题，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程师朱晨东对记者说，本来2008年“南水北调”中线应该通水，可是晚了6年，这就意味着应急水源地也多运转了6年——北京把什么招数都用了，从河北调水，河北也缺水，只好牺牲河北来保北京。

    “现在即使地下三十米深都挖不出水，北京的水资源已经不可持续了。”刘昌明说。

    据朱晨东介绍，北京近年来的用水总量一直在35亿方左右，农业用水占12亿方左右，工业用水量从6亿方左右已经下降到5亿方，服务业用水量增长到10亿方，居民生活用水占七八亿方，环境用水约占3亿方，其中还有一部分再生水补充到环境用水中去。

    当然，北京一些水务专家也在呼吁挤掉农业用水。“在北京发展农业还有必要吗？它占北京市经济总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总用水量的1/3。”许新宜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还有一定节水潜力。

    但这涉及到北京市所有农业人口的城镇化问题，解决首都几百万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事关重大。

    而随着新一轮城镇化推进，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势必会继续增加。尤其是北京，规划的人口“红线”屡次被突破。

    “现在北京市已经两千多万人了，以后还要发展多少人不知道。”水利部水文司原副司长、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原局长、北师大水科院院长许新宜对记者表示，“现在北京市2000多万人，如果达到2500万人，会怎么办，到3500万人了，又该怎么办？”

    “以前做过一个风险分析，北京最大的风险是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介绍。

    显然，这样的后果没人承担得起。

    在穷尽所有手段利用本地水资源外，利用外源性水源——调水或者海水淡化，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

    2. 反对者令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暂停

    提起钱正英，北京市水务界人士不无抱怨，而对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和水利部没有魄力、争取不到国家投资，更有怨言。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1952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的这句话，被认为是“南水北调”最初的由来。

    1959年，中科院、水电部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1970年代末后，“南水北调”逐步被写入各种政府文件和规划之中，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单位，2002年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开工。

    历经半个世纪，“南水北调”终于从设想变为现实。不过，它面临的争议与反对却从未停止。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个工程的反对者中，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内部人士，影响尤甚。

    “这个事情我不愿多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钱易，虽然是“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成员，却仍然不赞成这项调水工程。

    而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主任潘家铮，则是更强有力的反对者。

    钱正英在离任水利部部长后，对“南水北调”工程态度急转，于2006年联合“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主任潘家铮等人上书国务院，建议暂缓“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后来中央决定，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试运行后，观察一段时间效果，再决定是否启动西线工程。

    正因为这些反对声音，再加上国家投入资金少，预计2008年给北京通水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工期再三推后。不过，这些反对声音并未能阻止“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