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雷区内,地雷有的裸露在地表,有的深埋于地下。
②村民在“雷区危险”的石碑下种菜。
③王开学点燃引爆地雷的炸药,炸药依旧有效。
④排雷期间,王开学搭起一座木屋,扎根于雷区。
⑤王开学在用自制工具排雷。
2015年11月初,继1992年、1997年边境大扫雷之后,军方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排雷行动正式开始。此次排雷的主要作业区域之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八里河村,1990年以来2人被炸身亡,33人因触雷伤残,其中9人不得不依靠假肢生活。
就在这个被地雷包围的村子里,村民王开学自学排雷技术,花费11年时间排雷4000多枚,在雷场中开辟出一片118亩的田地。12月1日,记者跟随这位民间“排雷专家”进入雷区,体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排雷过程。
同村人屡被炸决心排雷
从文山自治州南下,经麻栗坡县城,翻越几座大山,山谷中的八里河村已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半山腰上的环村路,一边是山谷,一边是山崖。悬崖一侧,几处写有“雷区危险,严禁进入”的石碑,时刻敲打着人们放松的神经。
如今,村里早已听不到密集的枪炮声,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院子里传来的鸡鸣犬吠。村里人绝大多数是苗族,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房依山而建,在这片幽静的山谷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环形。
然而,就在35年前,这个小山村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边境线上的山区进驻了大批部队。作为当年的主战场之一,村子周边枪炮声不断,硝烟弥漫,中越双方在边境线两侧的山上布设了数以万计的各式地雷。
王开学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触雷后的情景。那是在双方正式开战一年后,王开学父亲到村北的山头上打猪草,不慎踏响了一颗埋在荒草丛中的越南地雷,“那种木壳的压发雷,里面装了200克TNT炸药。”
听见响声的村民和部队战士一起把父亲抬回村里,“双腿和身上的衣服全都炸没了,内脏也裸露了出来”,父亲成为八里河村第一位因触雷身亡的村民。那一年,王开学只有10岁。
然而,父亲并非是王开学被地雷伤害的唯一亲人。父亲离世几年后,他堂哥在放牛过程中踏上了地雷。王开学也在现场,他眼看着堂哥一条好腿变成了“拖布一样的形状”。
那一次,他自己也受了伤。碎片崩进他的大腿,给他带来了终身残疾,“当时只顾着送堂哥去医院,他进手术室我才感觉到疼。”
上世纪90年代初,作战部队陆续撤离。那数万颗地雷却依然埋在边境线两侧,威胁着村民的生命安全。
除了王开学的亲人,村里其他人也饱受地雷的伤害之苦。村民陈正方曾三次触雷,被夺去右小腿。同样三次触雷的王清明,右腿装上了假肢,还失去了左眼。
据村民统计,战争期间,有4名村民在炮火中身亡,10多人被炮弹、地雷炸伤。而在战后距今的20多年中,又有2名村民触雷身亡,33人不同程度伤残,其中9人不得不依靠假肢生活。
王开学说,地雷夺走了他的亲人,占据着他们的土地。“地雷很可怕,我们必须反抗!”他之所以下决心搞光山上的地雷,除了仇恨,还有一些使命感,“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
无师自通的“排雷专家”
在八里河村,提起王开学的名字,村民们总会竖起大拇指,“就看他挖出来的那几千颗雷,那真是英雄!”
从村西北的小路下来,第一户就是王开学的家。一间双层砖木结构的苗族民房,院中是平整的水泥地,猪圈、鸡舍围在院旁,水管里流淌的是可直饮的山泉水。在村子里,这样的生活条件可算得上是中上等。
见有人来访,45岁的王开学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喝茶。“平时,我喜欢摆弄一些玩意儿”,王开学点上一根烟,将过滤嘴一头插进水烟袋的装烟口。烟袋上黑色的数字编码清晰可见,这是在他年轻时亲手做的,用的是40火箭弹的外包装壳,“当年,这东西在村子里多的是。结实得很,30多年了,还像新的一样。”
用王开学的话说,他排雷的手艺,完全是无师自通,“要说老师,地雷就是老师,全靠经验积累。”
2004年第一次排雷前,他已记不清多少次跑上山,蹲在裸露在土层外的地雷旁,一看就是几小时。“就是观察它,通过它的外观想象它的结构。”
慢慢地,王开学开始尝试移动地雷,用的“家伙”是那把伴他多年的镰刀。“轻轻地把它从土里拿出来,然后全方位地观察地雷”,哪里受压,哪里有雷管,怎样起爆,这些问题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摸索得出结论。
他曾尝试过查找地雷的相关资料,可在这个相对闭塞的小山村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山上的泥土中,王开学曾发现过一本当年布雷时留下的“说明书”,上面记录了地雷的型号、生产批次,“还注明了地雷布设后的有效期限是60年”。至于其他信息,因说明书腐朽不堪,已完全看不清了。
王开学说,这附近山上的地雷有好多种,“72式防步兵雷、跳雷、绊雷,不同的地雷起爆原理和威力都不一样。”研究每种地雷都要经过重复“观察摸索”的过程,“会了一种,再看其他的就快了很多。”
如今,在他眼里各式各样的地雷就像玩具,他更喜欢用“玩”字描述自己的排雷过程。然而,回想起第一次排雷的情形,王开学坦言,尽管具体情景已经模糊,但“那出了一身的冷汗还是记忆犹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