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苏是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毅曾经担任过新中国的外交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贡献，而陈昊苏曾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了24年，直到退休，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用“子承父业”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低调、谦虚、善谈、有些文艺风，是陈昊苏给人的第一印象。现在的陈昊苏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会长，他坦言，这一段时间很忙，因为各种纪念活动很多。

    对于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昊苏证实，在父亲逝世后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确实说了“陈毅是个好同志”。

    在职时，陈昊苏一直坐公车上下班。退休后，专车取消，陈昊苏就开始自己打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了。

　　1964年2月，在成都的全家合影（照片后排中间为陈昊苏）

    “电视剧《闯关东》描述的场景和我们的经历很相似”

    陈昊苏是在父亲陈毅身边出生的，当时已经年过40的陈毅对于陈昊苏的出生感到非常高兴。陈昊苏2岁的时候，中央电召陈毅去延安参加七大，他就离开了。直到1945年，才又回到陈昊苏母子身边。

    实际上，即使是在一起生活，陈昊苏能见到父亲陈毅的时间也很有限。陈昊苏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陈毅都在前方打仗，母亲带着他们几个孩子在后方，还曾经带他们到大连去住了一年多。

    那时，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陈毅率领华东野战军转战山东。部队决定把一部分家属转移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去。

    “我们从烟台出发坐船到大连。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描述的渡海场景和我们的经历有些相似。当时国民党海军控制了海峡，我们必须借助夜幕的掩护才能安全渡过，所有人上了船都必须躺在船舱里，不能随意走动。我弟弟小鲁那时刚满一岁，只有他不顾命令在船舱里走来走去。”陈昊苏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这段往事。

    谈到父亲陈毅对自己最大的影响，陈昊苏用了父亲陈毅写的诗句“革命重信念，永作座右铭”。陈昊苏说，父亲陈毅一再强调，干革命就不能怕困难。革命者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能因为遇到艰难险阻，在局部或者短暂的失败面前，就动摇了胜利的信心。

    陈毅曾经历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革命斗争失败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失败，当时国民党到处追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要生存下去坚持革命斗争，只能组成革命的队伍上山打游击。这就是红军的草创，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始。

    第二次就是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陈昊苏说，战略转移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在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难以在根据地坚持了，只能转移。

    1934年10月份，红军开始长征。8月底的时候，陈毅在老营盘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医院去抢救。

    长征开始的时候，陈毅的腿伤还没有好，无法行走，党中央部署红军主力撤退后的苏区斗争全局，需要有熟悉苏区情况的得力干部在这里坚持斗争，就让陈毅留了下来。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我父亲知道留下来凶多吉少，肯定是九死一生。但他毅然服从中央的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陈昊苏说，直到三年后，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形势形成，父亲陈毅和其带领的部队才算转危为安。

    新四军就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在南方各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浴血奋战的钢铁战士的集体。

    之后在八年抗战中，得到华中人民的热忱支援，也得到八路军战友的支持配合，终于成长为战争主力部队之一，为解放人民立下大功。

    有人问父亲职业，陈昊苏回答：“我父亲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949年4月，正在前线指挥渡江战役的陈毅收到了7岁儿子陈昊苏在济南给他写的信。在信中，陈昊苏告诉父亲陈毅：“爸爸，我在济南读书了，你把上海打开，派汽车接我们去吧，我昨天听说南京解放。你的信我们收到了，我把它贴在了墙上，人家看了都笑你。”陈毅的妻子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解释说，周围的工作人员是笑司令员写惯了公文，给孩子写的家书也是公文的格式。

    1949年夏，张茜带着陈昊苏等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了上海。此次进上海，被陈毅认为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而在陈昊苏的记忆当中，他们母子从此结束了随军转战的动荡生活。

    自学生时代起，陈毅三进上海：1919年，他从成都到上海，乘海轮赴法勤工俭学；10年后，于1929年由闽西进入上海，出席当时中央秘密召开的军事会议；20年后的1949年，指挥千军万马解放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陈昊苏在家依然很难见到父亲陈毅。“父亲就是忙，经常不在家，看不见他。”陈毅当时是上海市长，也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公务要处理。

    但在陈昊苏的印象中，他们几个孩子懂事之后，父亲陈毅有时候会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有特殊化的思想。“他说，你们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受到人民的尊敬，但你们是小孩子，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能把父辈的功劳当成高人一等的资本。”

    父亲陈毅的教诲，陈昊苏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学校有老百姓的孩子，也有干部的孩子，陈昊苏和每一个同学都相处得非常融洽。“那时候，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家庭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和同学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家也就是普通家庭，没什么不同。”陈昊苏说，曾经有人问过他，父亲是做什么的？“我回答他，我父亲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我说的没错，市长也是政府工作人员。”说到这里，陈昊苏笑了。

    和父亲陈毅一样，陈昊苏对自己孩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低调。“他小的时候，我是副市长，他绝对不会到处去说，自己的父亲是副市长。”在陈昊苏的眼里，领导的孩子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孩子应该是一样的。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陈毅一度有些自责，他觉得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但他们的教育自己没有怎么管，都是夫人张茜在管。

    说到这里，陈昊苏也是有些歉意，他说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他也一次都没有去过，都是孩子的母亲去。“我也是工作很忙，也没有怎么管过孩子，都是我爱人在管。”

    弟弟考入哈军工，父亲赠诗“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

    陈毅曾经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我们陈家当年的家境属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家里比较穷，我们去上学时，就被学校的富家子弟瞧不起。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要争口气，虽然穿的不好，吃的不好，但学习好。”陈毅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要求他们好好学习，不能看不起贫寒子弟，“你们的父亲就是贫寒人家的孩子。”

    1961年，陈昊苏的弟弟陈丹淮考入了哈军工，父亲陈毅送了一首诗给陈丹淮。“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就是告诉陈丹淮，在学习上要争第一，生活上则不能占先。那一年，陈丹淮18岁，而这首著名的《示儿诗》则一直流传至今。

    陈昊苏记忆中的父亲陈毅是很慈祥的，倒是母亲张茜要严格得多。“我们都害怕母亲，在母亲面前不敢太随便，但是只要父亲在，我们就放松了，没什么顾忌了。”

    陈昊苏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陈毅专门抽时间和他谈了一次话。

    “他当时问我想报考什么学校，我说想报考文科院校，但是父亲不同意。他建议我报考工科院校。”陈昊苏说，“其实父亲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诗人，或者成为一名作家，但他并没有上过文科院校，他上的是工科学校。”陈昊苏知道，父亲陈毅喜欢文艺的心一直没有改变过。

    那时候正值50年代，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工程师。陈毅的看法是，学工科，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处在大发展的时期，科学工作者、工程师，都是国家最需要的人，你们应该以做国家最需要的人为志愿。”陈毅当时这么告诉陈昊苏。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担任首任校长，很多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报考了中科大。陈昊苏也遵照父亲的愿望上了中科大，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七机部工作。

    退休后有老年证 喜欢坐公交车出行

    从1984年到1987年，陈昊苏在北京市工作整3年，这之后，他搞了一段时间电影，就调入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职，直到退休。在过去的30年里，陈昊苏见证了北京的迅速发展，他说，这是改革开放积极的成果。

    作为一级领导，退休以后，陈昊苏的公车被取消了。对此，陈昊苏表示理应如此。

    公车取消后，陈昊苏在出行的时候尝试过各种交通工具，他感到很高兴。

    最初，他出去，会走到街上去拦出租车，但打出租车需要看交通状况，如果出行的人很多，那打车就相对难一些，“没有空车，就得等着。”

    对于北京市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的地铁，陈昊苏在没退休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方便，快捷”。

    有一次，陈昊苏到一个饭店参加活动，眼看时间就要到了，但路上堵车很严重，“车完全没有办法动”。于是陈昊苏就和司机说要下车。刚好附近有个地铁站，于是陈昊苏就去坐了地铁。

    “出了地铁就是开会的饭店，会议还没开始，我就到了。”陈昊苏说，那一次，让他对地铁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人很多，但还能接受。”

    曾经有一段时间，陈昊苏喜欢坐公交车出行。

    “我有老年证，上车的时候一亮，也不用花钱。”如果不赶时间，陈昊苏觉得坐公交车还是挺好的。

    坐公交次数多了，他还总结了一套经验——不能在上下班的时候去坐公交车，那时候会很拥挤。

    上午10点去坐车，基本上有座位，而且会一路畅通。“我是老人，头发都白了，我一上车就有人给我让座。”

    政府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多一些耐心

    有了约车平台后，陈昊苏也与时俱进地开始使用“首汽约车”，他觉得这种约车的方式很方便，因为可以点对点服务，“下楼车到，不用到街上再去招手拦车。”

    但网约车也有问题，比如早上8点是上班高峰期，约车就难约到。“手机屏幕上显示，对不起，现在没有合适的车，请你过一会儿再约。这说明当时出行的人比较多，而可供调遣的车又不够。”陈昊苏说，他曾经问过司机，“为什么不再多加一些车？”司机回答他：“如果车再增加的话，高峰时期过了，车又没人坐了。”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陈昊苏出行都选用首汽约车。他说现在网约车开放了，这是好事情。在这之前，陈昊苏去机场的时候，还坐过黑车。那时候，司机会提前叮嘱：“如果有人查车，查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们是一家人。不要乱说，乱说了就要挨罚。”

    陈昊苏提到八十年代曾经流行的一句口号：“理解万岁”，他还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别的行业的同志要尽可能给予理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推动改革的人们和被改革推动着走的人们都要互相理解。”

    陈昊苏认为，地铁是将来居民出行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地铁网络应该更加完善。陈昊苏回忆，80年代的时候，北京市委、市政府讨论城市地铁建设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昂贵”，当时一公里地铁的造价是几个亿，而政府的财政经费并不多，算下来，修一条地铁要花费几十个亿，“负担不起”。

    如今的北京已经有了十几条地铁线路，通车里程超过550公里，目前还有300公里在建里程。对此，陈昊苏感慨道：“确实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

    “我在区政府和市政府工作的时候，都要研究怎么发展我这个区，怎么发展我这个城市。”陈昊苏说，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百姓，对于幸福生活都是有自己的期盼的，都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措施。政府应该尽量对群众的要求给予理解，并采取措施给予满足。反过来，老百姓也要理解，政府不是万能的，做好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城市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多一些耐心。当然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完成老百姓交付的使命时，也不能表现消极，陷入不作为或乱作为中。

    父亲任上海市长时为抑制通货膨胀，关停证券市场

    陈昊苏说，跟父亲一样他也经历过城市管理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事实上，陈毅初任上海市市长之时，就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通货膨胀。彼时的上海刚刚解放，市场非常混乱，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于经济的治理确实比较缺乏经验。“国民党当时就断言，共产党打仗行，搞政治行，就是搞经济不行。”

    加上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的时候，曾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而把巨额的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这就造成了物价的飞涨。

    当年夏季一张大饼已涨到3万元，人民苦不堪言。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一入城便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老百姓纷纷争换人民币。

    但由于吃够了钞票贬值的苦，几乎所有的老百姓拿到人民币又去换银元，换大米。此时，银元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元。照此发展下去，物价会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憋了一口气的陈毅花费了极大的努力要让上海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水平。按照陈昊苏的说法，上海在当时的年代是风向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六分之一，“上海稳定了，全国也就稳定了。”

    “中央当时很重视，特地派了分管经济的陈云同志到上海坐镇，以应对这次经济危机。”陈昊苏说，局势一度非常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

    要想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首先要发展经济，促进生产，要让停工的企业，哪怕是私人企业都要恢复生产。“投机倒把的人多，金融就会不稳定。”

    陈昊苏介绍，当时被囤货最多的就是黑白物资，所谓黑就是煤炭，所谓白就是大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两样物资的社会需求很大，于是有人就囤着不卖，当物价被抬高以后，再抛售。这就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你定的规则，他不按你的规则来办，他想赚钱。当时人民政府就下决心要对投机倒把的行为进行打击。”

    中共华东局和党中央商议后决定，由陈云在后台坐镇，陈毅在前线指挥。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市政府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1948年6月10日上午10时，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八层高的证券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他活动的2000多人宣布了命令：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后被先后释放，最后只将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

    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可以想见提着米袋，拎着油瓶的市民们见此情景会何等喜悦。

    “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回合。陈昊苏直言，现在和刚解放的时候不同，遇到问题，不会采取封停的办法。“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加强管理，对那些违规操作的该处罚的处罚，树立新的市场规则。”（记者 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