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当“行政诉讼”“民告官”等概念对多数中国人尚显陌生时,湖南汨罗首开审理“民告官”案先河,成立了首个行政审判庭。

    近日,该院三代行政审判庭“掌门人”向记者讲述了“民告官”的历史变迁和背后故事。

    首设行政庭给市长下传票

    1986年10月11日,中国第一个行政审判庭在汨罗县(1987年撤县建市)人民法院成立。当时该院唯一的大专生杨霞保出任首任庭长。

    现年72岁的杨霞保回忆,该院迈出这一步,离不开当年8月受理的首起“民告官”案:药材公司因不服对其销售假劣药的处罚决定,与卫生局对簿公堂。“庭审当日,狭小的审判庭挤满旁听者。”

    杨霞保说,后来法院两次开会讨论设立行政庭事宜,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是其它地方都没有的事,不能搞“新鲜名堂”,但更多人同意“先报上去看看”。未料,报告递上去后,不到20天就通过批复。

    给市长下传票,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不可思议,杨霞保就曾因这“冒失”之举受到上级批评。当时,汨罗法院受理了一起村民因土地确权及补偿款纠纷状告市政府案。事后,时任市长李湘岳不仅不介意,还为村民“讨回”全部土地补偿款。

    向行政首长送传票,体现行政诉讼的权威,此案可谓真正打响了汨罗法院行政审判“第一炮”。

    从“告不了”到“告赢官”

    1991年,周铁军从杨霞保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汨罗法院行政庭第二代“掌门人”。“你还年轻,这个岗位容易得罪人,只会越干越没有前途。”有朋友这样提醒她。

    “有些官员认为收到传票没面子,不服气,对立性强。”周铁军直言,以前的确遇到过许多尴尬和困扰,如受理了原告起诉而被行政单位质问,受理行政案件还需请示报批。

    但也有许多思想开明的官员。周铁军提及一起发生于1997年载入汨罗市志的“民告官”案。当时48户棉农因车辆、棉花、人员被扣,状告汨罗公安局。时任局长刘万年详细了解情况后,承认在此事上公安越权行权,最终棉农胜诉。

    看到“民告官”从最初的举步维艰到日益走上正轨,从“告不了”到“告赢官”,周铁军说,自己过去面临的压力、阻扰和不理解都是值得的。

    “打招呼的少了,案子更好办了”

    而今,“执掌”汨罗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也是一位“铁娘子”。“现在行政机关来打招呼的少了,案子比以前更好办了。”自三年前上任以来,何琪琳明显感觉到审判环境的改善。

    这离不开国家层面一系列的大动作。2015年5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依法维权和化解行政纠纷的机制;2016年8月,最高法发布《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民告官”案官员不出庭可建议严处。

    据何琪琳介绍,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近两年来,汨罗法院行政案件受理达100%,当日立案率达100%,行政诉讼已无“立案难”。

    通知下发当月,该院就审理了一起工伤行政确认纠纷案,一位人社局副局长出庭应诉并积极答辩,打破了该院近7年来无负责人出庭的困局,实现了从“告官不见官”到“官民平等对簿公堂”的历史性突破。

    令何琪琳欣慰的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一些行政机关开始理性看待“当被告”,而非过去视其为难堪、丢面子的事,同时不断规范、提升自己的行政行为和水平。

    何琪琳说,一些新情况也在考验着新一代的行政审判人。如有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简政放权的新政要求;少数当事人滥用诉权问题较为突出等。“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仍需继续向前快速推进。”